裸裸的強權政治時代，今天一些廣為接受的國際法準則和國際規范，如限制戰爭權等遠沒有得到接受，各國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國際地位最主要的手段是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軍隊。在門羅時期，美國的軍事力量相當弱小，門羅宣言發表前的1819年，美國遭遇經濟危機，一些擴充軍事實力的計劃被推遲或者取消。1821年美國國會立法將陸軍規模裁減為6183人，[7]海軍雖然在1819年通過長期建設規劃，但擴軍計劃也被推遲和壓縮，1823年美國海軍力量只相當于法國的1/4，俄國的1/8，與英國的差距更大。[8]與相關列強以數十萬計的龐大軍隊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神圣同盟威脅要鎮壓拉美獨立運動，當時，國際社會僅有美國承認拉美獨立，在拉美獨立問題上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對年輕的美國將是一次重要的考驗。

二、兩種戰略選擇

一個大國的崛起，首要的是足夠的實力，實力的強大是成為大國的基礎，但一個大國最終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大國，則不僅僅是自身實力的問題。在其走向大國之路上，在對外關系上必然會經歷一些重大的考驗，成功的大國不僅能經受考驗，更重要的是以這些重大事件為作為大國奠定經久的外交傳統。這些傳統的影響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其反過來將有力的促進實力的增長。門羅主義為美國外交開辟了具有經久戰略意義的傳統。

針對坎寧的建議，美國的外交決策層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門羅總統和前總統杰斐遜、麥迪遜等人，盡管不信任英國的意圖，他們還是認為"美國應該與唯一能夠對它構成傷害的大國結成同盟以獲得安全，這個同盟將保護拉美的獨立，或許，這也是嚇阻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徑。"[9]國務卿亞當斯則反對接受坎寧建議，認為"對俄國和法國直言不諱地宣布我們的原則，總比充當尾隨在英國軍艦后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體面得多"，[10]主張美國應該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

按照國家戰略理論，國家大戰略有霸權、自助、規避、搭車和超越五種。[11]從國家戰略角度進行分析，美國決策層的兩種不同意見大致可以分別歸入"搭車"和"自助、超越"戰略。門羅等人最初主張接受坎寧的建議，和英國一道發表聲明，借助英國的力量達到維護拉美獨立和求得美國安全的目的，如杰斐遜所言，"有大不列顛在一起我們不必懼怕整個世界"。[12]在當時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這不失為一種理想選擇，它能夠得到當時美國決策層大多數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但這種戰略是一種保守消極的選擇，對于一個生機勃勃、欲有所作為的大國來說，任何重大戰略選擇都不能茍且于眼前。門羅宣言宣示的是一個積極的選擇，它沒有附和英國的建議，撇開當時的"超級大國"的主動邀約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體現了一個新興國家的大國氣魄。同時，它又超越列強之間的紛爭，不介入列強可能的對立和沖突，門羅宣言不針對特定國家，沒有給美國樹立敵人，而且迎合了當時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義"思想[13]的需要，因而在當時也受到了拉美國家的普遍歡迎。

門羅主義在美國獨立半個世紀之際，國力依然弱小之時，向世界表明美國已經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大國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響。門羅宣言引起了列強的不同反應，最終結果卻是英國無賴的接受了門羅主義，神圣同盟受到沉重打擊，美國獲得了外交的勝利。排除其他評價因素，從國家利益和戰略的角度來看，門羅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后的歷史中，門羅主義在事實上和外交風格上塑造了美國一個多世紀的對外關系，美國日后的發展、強大離不開門羅主義的作用。

三、門羅主義的國際戰略啟示

門羅主義在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發表，它的提出和產生經久影響，有當時美國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啟示是多方面的，其意義已經超越了門羅宣言乃至國際關系本身。

首先，門羅主義體現了一國社會制度先進性對外交決策的積極影響。

外交從根本上說是一國內政的延續，外交水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狀況的體現，先進的經得起考驗的政治制度能激發國民蓬勃向上的朝氣，一個先進的國內政治制度將為外交提供適宜和有效率的決策體制，創造積極進取的外交風格，是積極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進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優勢，吸引別國學習借鑒本國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產生的作用是物質力量無法代替的。相反，一個落后的政治制度將制約外交發揮主動性，一方面，落后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外交決策體制的落后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后的國內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為別國的攻擊目標，外交人員的很大精力將牽掣在應付解釋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戰略決策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可以斷言的是，不具備制度吸引力的國家的實力發揮將受到極大制約，將難以成長為一個經久的大國。

厄恩斯特·R·梅曾經指出，"就門羅主義而言，我的結論是其結果最好通過國內政治來理解"。[14]亞當斯的見解得到認可并最終通過門羅宣言的形式發表，是美國適宜的外交決策體制的產物。民主共和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前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當時，君主專制制度在世界處于絕對統治地位，其時君主專制制度的弊病已經充分暴露，在西歐各國已經呈現頹勢；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民主共和制度的生機和活力，美國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對民主共和制度充滿信心，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就包含對民主共和制度優越性的理解，要將美國的獨特制度與舊大陸的專制制度分隔開來。門羅宣言終究也包含對自身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門羅主義中的"兩個半球主義"和"非擴展原則"，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歐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包含著認為美國建立的和美國希望在美洲新獨立國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優于舊大陸的君主專制制度；后者指美國視歐洲列強將它們落后的專制和殖民制度擴展到美洲的企圖為對美國"和平和安全"的威脅，反對神圣同盟在拉美恢復舊制度，有先進的制度可供選擇，就不應該再退回到落后制度。"非殖民原則"和"不干涉原則"也多少包含認為民主共和制度優于專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當時美國的決策者在國家實力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發表門羅宣言包含對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積極行動，盡管"美國扮演該角色所需的物質力量如果受到進一步考驗實際是不存在的"。[15]門羅主義在拉丁美洲各國受到普遍歡迎，也在于玻利瓦爾、圣·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對共同制度的向往促進了拉美和美國的理解，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轉化為外交的優勢。

其次，門羅主義是美國政治精英建設強大國家決心和信心的延續和發展。

一個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在實力弱小時，國家往往選擇"搭車"戰略，為國家崛起積蓄力量。但一個國家要最終崛起為一個大國特別是新興領導國家，在確立大國地位前展現出朝氣蓬勃的國民心態，在國民特別是在精英層表現出追求國家強大的強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風格上呈現積極有為的姿態。通俗一點說，新興大國在大國地位確立以前，它的作為起碼要"像"一個大國的樣子。在保持與現有國際體系和諧的前提下，在一些關鍵時刻，借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國姿態明確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立場，既向世界宣示本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影響力，因為一個國家爭取大國地位的成功最終還是取決于別國的承認，也可為本國外交樹立經久的傳統，延續的強國外交傳統是國家強大的持續動力。當然，這不是要在國家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承擔超過實力所允許的責任，追求實力達不到的國際地位。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表達了建設"自由的、進步的偉大國家"，為人類樹立"由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穎的榜樣"[16]的思想，建設新的強大國家是美國建國后歷屆政治精英的不變追求，新興的美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美國建國后，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思想，不介入列強紛爭，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實力，但在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中，美國已經開始呈現一個新興大國的姿態，在對待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問題上，在1812年美英戰爭中，美國外交開始展現自己的特點，門羅宣言的發表，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登上國際舞臺。亞當斯的意見能夠為其他美國決策者接受，有亞當斯個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于門羅和其他決策者同樣有追求國家強大的理想，"不是亞當斯通過一個人的斗爭建立起至關重要的信念，而是門羅已經形成了美國應該和英國平等的思維。"[17]美國的大國姿態在門羅宣言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它（門羅主義）表現出美國在1823年已經是一個大國，這個國家那時已經享有它今天所擁有的尊敬。"[18]除去其他因素，美國決策層對于國家強大的信心和決心對于門羅宣言的發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總體保持孤立主義的情況下，在關鍵時刻，美國的決策者抓住機會贏得了列強的認可并開創了延續的傳統。實際上，直到門羅宣言發表，美國才開始被當時的列強作為一個大國看待，大國地位得到列強的接受。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塊頂石"，開創了美國新的外交傳統并經久的延續下去。瑪麗·貝克·愛德在1923年《紐約時報》紀念門羅主義1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我嚴格信奉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和上帝的律法。"[19]

最后，新興大國要引領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

縱觀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這一趨勢推動國際關系不斷進步、不斷趨向文明。同時，國際社會的發展又是階段性的，國際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既有大國保持大國地位和新興大國崛起，必然自覺或不自覺的使自身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時代的要求，成為國際關系體系前進的引導者；不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的大國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最終將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國際社會從最初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演進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20]對于處在崛起進程中的新興大國，不僅需要增強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領域，為國際社會引入新的準則，引領所處時代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能夠做到這一點，該國將獲得道義力量的支撐。在任何時候，新興大國尤其是開創一個國際新時代的先導國家的崛起離不開道義力量的支撐，而且這種道義力量的支撐具有超前性。

門羅時期，國際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制度，國際關系準則是基于權勢平衡的均勢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這樣一個時代崛起的大國，要遵循既有的國際文明準則，將已有國際文明向前推進。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為國際社會注入新的選擇，代表了那個時代發展的方向，如前所述，這是美國外交的一大優勢。"美國歷史上從未曾參與過均勢體系"，[21]門羅宣言包含對均勢體系的拒絕，在列強忙于權勢斗爭之時，美國暫時置身其外，對當時普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一個超越。門羅主義提出了"非殖民原則"，適應了拉美各國尋求獨立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義在拉美復辟的作用，贏得了拉美獨立各國的認可，在當時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是那個時代國際關系的一個進步。"非擴展原則"和"不干涉原則"對當時習慣于擴張和干涉的其他列強的沖擊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會詛咒門羅宣言是"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在門羅時代，門羅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際關系文明的進步方向，道義的無形力量起到了彌補美國實力不足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門羅主義本身包含美國控制拉美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