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物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隨著中國申請恢復GATT地位談判的深入，中國對服務市場開放作出初步承諾，由此推動了服務貿易的發展。1992-2001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82.4億美元擴大到726.1億美元，增長了3倍。由于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大、競爭力低，其間除1994年呈現少量順差外，其余年份服務貿易均為逆差，且逆差呈逐年擴大趨勢。

第四階段：2001年至今

以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為里程碑，中國對外貿易進入又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加入WTO以來，切實履行入世承諾，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下的經貿合作，大力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進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基本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符合國際慣例與規則的外貿政策與體制，建立和完善貿易救濟制度，維護公平貿易；建立和完善對外貿易的促進與服務體系，規范對外貿易秩序。政策體系的完善，促進了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發展。

可以說，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中國對外貿易額度不斷加大，將世界市場作為未來發展的主攻市場，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擴大海外市場，增大海外市場的市場占有率。不僅僅局限于加工貿易等，而是不斷推出自由品牌，將中國品牌推廣世界。

2002年至2012年我國進出口貿易格局有何變化

可參考入世十年我國進出口貿易變化，如下：

（一）貿易規模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

我國貿易規模迅速擴大。2002-2010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累計157287.8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85187.8億美元，進口總額72099.9億美元，分別是1978-2001年（改革開放至入世間的24年）的3.8倍、4.0倍、3.6倍。10年間，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1.6%，其中出口年均增長21.9%，進口年均增長21.4%。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29728億美元，是2001年的5.8倍。我國貿易規模相繼超越英國、法國、日本和德國，2010年，我國貿易規模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出口規模逐年擴大，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出口比重由2001年的7.3%提高到2010年的9.6%。從進口看，我國國內市場進一步國際化，進口規模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際市場。

在貨物貿易不斷發展的同時，我國的服務貿易在入世之后也快速發展。2010年，中國服務進出口（按國際收支口徑統計，不含政府服務，下同）總額達3624.2億美元，是2001年719億美元的5.0倍。其中服務出口1702.5億美元，是2001年329億美元的5.2倍；服務進口 1921.7億美元，是2001年390億美元的4.9倍。中國服務出口居世界第四位（前三位依次為美國、德國、英國）；進口居世界第三位（前兩位依次為美國、德國）。

（二）我國貿易結構進一步優化

入世以來，我國貿易平衡狀況經歷了由擴大到逐步平衡的發展歷程。我國平均關稅從2001年的15.3%降到了2010年的9.8%。我國還進一步簡化進口管理，完善進口促進體系，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基本取消了進口配額管理，分批取消了800多個稅目商品的自動進口許可證管理。進出口格局由較大順差轉變為漸趨平衡，貨物貿易順差在2008年達到2981億美元歷史高點后開始回落，2009年下降到1957億美元，2010年進一步減少到1831億美元。貿易不平衡度（貨物貿易差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007年的12.1%下降到2010年的6.2%。

進出口貿易方式發生積極變化。10年間，一般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速達到23.3%，超過加工貿易19.3%的年均增速。2010年，一般貿易進出口達14887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5.6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44.2%提高到50.1%；加工貿易進出口為11578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3.9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47.4%下降到39.7%。

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從出口方面看，2010年，工業制成品出口14962.2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90.1%提高到94.8%；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9334.3億美元和4924.1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由2001年的44.6%和17.5%提高到2010年的59.2%和31.2%。從進口方面看，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持續增長，大宗資源能源產品進口規模不斷擴大。2010年，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分別達到6603億和4127億美元，分別是2001年的1.9倍和2.1倍；非食用原料與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兩大類商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20.3%提高到28.7%。這不僅滿足了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對遭遇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回穩和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

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地進一步多元化。我國和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雖然快速增長，但包括東盟、金磚國家及非洲、拉美地區的進出口增長更快，主要貿易伙伴在我國總貿易規模中的比重逐漸下降，貿易區域更加平衡。歐盟、美國、日本仍然是我國前三大貿易伙伴，但我國對其市場依賴程度明顯下降。2010年，對歐盟、美國、日本三大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分別為4797億、3853億和2978億美元，分別是2001年的6.3倍、4.8倍和3.4倍。三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合計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39.1%，比2001年的48.0%下降8.9個百分點。對東盟、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的開拓取得較大進展。東盟成為我國第四大貿易伙伴，2010年，對東盟雙邊貿易額為2928億美元，是2001年的7.0倍，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8.2%提高到9.8%；對印度雙邊貿易額為618億美元，是2001年的17.2倍；對俄羅斯雙邊貿易額為554億美元，是2001年的5.2倍；對巴西雙邊貿易額為625億美元，是2001年的16.9倍；對南非雙邊貿易額為256億美元，是2001年的11.5倍。同時，與其他貿易伙伴貿易往來發展較快，對拉美和非洲進出口占比2010年也達到6.2%和4.3%。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什么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葉和絲綢，進口的主要商品是毛紡織品、金屬制品、香料等。鴉片戰爭后，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增多，但茶葉和絲綢的優勢減弱，而棉花、豆餅等農礦產品的出口量增加。進口方面，由于列強對華的經濟侵略，消費資料和工業原料的進口量大幅上升，如原棉、棉紗、煤油、煙草等。這些進口商品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小農經濟 。

例如，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設立領事館，并在這些地方享有最惠國待遇。這就使得英國等西方國家可以在這些地方自由進出貨物，不受中國關稅和法律的限制。英國還利用《天津條約》中規定的內河通商權，在長江流域大量傾銷廉價的機器紡織品，摧毀了中國本土的紡織業。同時，英國還從中國大量購買原棉、茶葉等農產品，作為其工業原料或轉口貿易。

鴉片戰爭形勢圖

貿易對象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英國，英國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了壟斷地位。鴉片戰爭后，其他列強如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等也加入了對華貿易的競爭，英國在中國貿易中的份額逐漸下降。同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華南地區與廣州形成了內港與外港的貿易分工，香港成為了中國貨物出口和洋貨輸入的集散地和國際市場 。

例如，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獲得了香港島作為其永久屬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法律體系。香港成為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基地和軍事要塞，并吸引了其他西方國家在那里設立領事館和商行。香港還成為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傳播中心。

貿易格局的變化

鴉片戰爭前，廣州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處于全國性的貿易中心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廣州港的壟斷地位受到沖擊。上海港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龐大的經濟腹地，迅速取代廣州港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口。東北地區由于被列強劃分為勢力范圍，也開始發展對外貿易 。

例如，根據《天津條約》規定，清政府開放了天津、漢口、九江等十個新的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和購置房地產。這就使得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展，但也使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受到了更大的侵犯。上海港由于其地處長江入海口，與長江流域的經濟聯系密切，而且受到西方列強的保護，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東北地區由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戰略位置，被列強視為爭奪的目標。俄國通過《中俄密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獲得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礦業特權，并在旅順、大連等地建立了租借地。日本通過《辛丑條約》和《日俄戰爭》，取代了俄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并在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建立了租借地和鐵路特權。

鴉片戰爭對中國原有經濟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外國商品大量涌入中國市場，嚴重沖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和農業。許多手工業者和農民失去了生計，被迫成為廉價的雇傭勞動者或賣身為奴。中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遭到瓦解，中國經濟逐漸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 。

例如，英國傾銷的機器紡織品使得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1840年至1894年間，中國棉紡織業從占全國手工業總產值的50%下降到10%以下。許多棉紡織工人失去了生活來源，有些淪為乞丐或流氓，有些則被迫從事其他行業或出賣勞動力。同時，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原棉作為其工業原料，導致中國棉花種植面積急劇擴大，占用了糧食種植土地，影響了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

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不平等

鴉片戰爭后，中國不斷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領土，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賠款賠銀，開放租界，喪失關稅自主權和司法主權。外國列強和買辦勢力榨取了中國的巨額利潤，使中國經濟衰落，財政困難。中國人民遭受了極端的剝削和壓迫，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擴大 。

例如，《南京條約》規定清政府向英國賠款2100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后，清政府又被迫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向各國賠款賠銀達數億兩白銀。這些賠款不僅加重了清政府的財政負擔，也導致了白銀外流和銀本位制的崩潰，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同時，外國列強在中國設立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使得中國喪失了部分領土和主權。在租界內，外國人可以自由經商、傳教、建設，并享有治安、稅收、司法等方面的特權。在這些地方，外國人和買辦勢力操縱了中國的貿易和金融，并剝削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在租界內受到了種種歧視和侮辱，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

催生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

鴉片戰爭后，一部分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技和思想，倡導變法維新和洋務運動。一些新式企業和銀行在西方技術和資金的幫助下出現了，如輪船招商局、匯豐銀行、中央銀行等。這些企業代表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為中國近代工業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

例如，《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