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巨大的收獲卻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國家和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為11：1，1950年為35：1，1977年為44：1，1992年為72：1，1997年大約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約為141：1。世界上不發達國家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由1987年的36個增長到2009年的49個。出現這種“數字鴻溝”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長期貧困落后，加上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潛在的民族、宗教、和社會矛盾被激化，不斷出現沖突和戰亂。這種情況長此下去，不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發展與繁榮，而且將威脅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二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交織影響世界的安全。傳統安全威脅主要是指國家面臨的軍事威脅及威脅國際安全的軍事因素。當前，雖然國際形勢總體穩定，但熱點問題和局部沖突此起彼伏，各國的國防開支逐年增長，2006年全球國防開支比2005年上漲3.5%，07年全球防務開支1.339萬億美元，比06年上漲6%，2008年全球國防開支1.464萬億美元，占全球生產總值的2.4%，比2007年增長了4%。美國軍費比2007年上漲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這種狀況意味著各國仍然把軍事發展作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

當前，伊拉克局勢的動蕩、朝鮮核問題、伊朗核問題以及持續不斷的阿以沖突等熱點難點問題的存在，對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帶來嚴重沖擊。首先，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影響了世界的和平。其次，這些熱點問題都發生在國際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敏感地帶，直接或間接牽動世界主要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戰略利益，導致大國利益關系的復雜化，增添了大國關系中的隱患，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國之間矛盾的激化，從而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此外，全球核武擴散問題依然嚴重。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報告統計，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過導彈發射或飛機運載的核彈頭數量約11530枚。而且越來越多的國家擁有或者正致力于擁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鮮等。這種狀況對世界安全是一大隱患。

非傳統安全威脅是指除軍事、政治和外交等傳統安全威脅以外的對主權國家及人類生存構成威脅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義、販毒走私、嚴重傳染性疾病、海盜活動、非法移民、環境安全、經濟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已經對世界發展和人類生存構成嚴重威脅，其危害甚至超過戰爭。9•11”事件奪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過了美國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陣亡人數。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嘯導致近30萬人喪生，給有關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量，僅斯里蘭卡就達到13億―15億美元，占其經濟總量的6.5%。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很多國家的財富急劇縮水，甚至引發政局和社會的動蕩。而近幾十年來的環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溫室效應，給人類帶來的頻繁災難。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著世界的安全和人類的生存。

三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存在與發展影響世界安全。冷戰后，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發展，從而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4.世界科技革命競爭日趨激烈

二戰后，以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工程技術等高新技術的廣泛利用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興未艾。當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術及產業迅猛發展。科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由20世紀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科技發展特別是戰略高技術的發展已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科技實力也越來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面對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對策，發達國家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積極搶占高技術產品與服務的制高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則不斷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試圖改變不利的科技競爭地位。目前世界主要國家為提升科技競爭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 提升決策層次，加強宏觀調控，強化科技投入。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政府首腦親自領導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戰略科學家和經濟專家組成的總統(總理)科學顧問委員會，對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計劃提出建議。美國、韓國、印度等國成立了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負責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大大提升了國家科技工作宏觀決策的能力。許多國家政府都將對科技的投資視為一項回報巨大的戰略性投資。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機制。

第二，實施積極有效的科技人才發展戰略。人才是競爭之本。許多國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國的學生和學者的力度，以解決技術人員短缺的問題。芬蘭對掌握先進技術的高收入外國人的最高稅率已減至當地人的58%;日本計劃在今后幾年采取各種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員占科技人員總數的比例達到30%;美國則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寬對高技術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設國家創新體系，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面臨知識經濟和技術創新的挑戰，制度創新受到各國的高度重視。國家創新體系是一種網絡，是一項系統工程，知識在人、企業、機構之間的流動是創新體系的關鍵所在，產業界、學術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構成這個體系不可缺少的有機部分。在這樣一個國家層次的創新體系中，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學是企業技術創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識源泉，中介機構是知識擴散、轉移的橋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發展環境的創造者，金融是充分實現創新市場價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

二、當前國際形勢對我國的影響

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分析，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國際環境對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影響。這既涉及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也涉及到對當今世界長遠變化大勢中一些深層問題的認識。

1.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面臨的經濟競爭將日趨激烈

首先是歐美聯合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讓人民幣升值。一場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博弈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今天。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貿易嚴重萎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嚴重，這些國家把發生逆差的原因歸咎于人民幣低估，因此，在危機后，歐美聯手逼人民幣升值，更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今年3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他同時表示，美國政府將在4月15日發布的財政部半年報告中，決定是否將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一旦通過把中國定位為“匯率操縱國”，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中國出口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超過30%，倘若人民幣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競爭力，出口減少將可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

其次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挑戰。目前，各國已將退市列入議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退，但短期內可能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再次動蕩，包括大量國際“熱錢”流出中國。熱錢一旦大量在短期內流出，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沖擊不容小視。

2.我國的安全環境面臨挑戰

從傳統安全來看，我國面臨的國際安全環境仍然存在隱患。目前，世界軍事安全形勢正在開始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調整與變革。世界主要軍事力量，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國已進入新一輪的軍事擴張期。

首先，表現在各國的軍費開支不斷增長上。即使在金融危機發生后，雖然全球經濟出現整體下滑趨勢，但是世界軍費開支卻仍然呈現大規模增長，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有可能出現，世界和平與安全將受到威脅。

其次，各大國特別是美國在加緊軍事戰略的調整和改革。美軍戰爭準備重點已由打贏兩場同時發生的大規模地區戰爭轉變為進行“全范圍”戰爭，這其中包括所謂動用國家乃至盟國的綜合力量對付“潛在的全球性競爭對手”的“國家級戰爭”。為此，美軍已開始了一系列軍事上的實際準備和部署。美國的軍事戰略調整中涉及我國的因素在不斷增強，我國已成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潛在軍事競爭對手”。據美國軍方網站報道，目前，美國已在我國周邊從日本、韓國到關島、澳大利亞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亞地區一共設有大小軍事基地51個。美軍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還要密集。另外，美國為了彌補美軍在中國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環節，正積極地與印度發展軍事關系，促使美印軍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積極的“戰略含義”。美國已表示，作為對付中國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軍作戰能力。據國外媒體報導，美國正在加強在太平洋的戰略力量，將一些戰略核潛艇從大西洋調到太平洋，并改進核彈頭。

中國的周邊環境帶來的安全隱患也不可小視。首先是朝鮮半島核問題隨時有惡化的可能，一旦朝鮮半島局勢惡化，受到影響首當其沖的就是中國。周邊國家如日本、印度等國在有不斷加強軍事擴張的趨勢，對我國的安全環境也將構成挑戰;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也給我國帶來安全威脅。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過了核門檻，并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實戰部署。朝鮮已于2006年9月實驗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積極進行核開發。核武器的壟斷已被打破，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時期，對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中國，東西兩個方向均存在著現實的核威脅，使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從非傳統安全來看，我國也同樣面臨威脅。全球環境污染造成的氣候變暖問題、跨境犯罪問題、金融危機問題等等，都將影響我國的安全環境。

3.我國在多極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時也面臨著單極的壓力

世界格局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下，我國面臨著發展的良好機遇。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在國際上的各方面的影響力也日益提升，越來越多的國際場所都活躍著中國的身影。但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美國越來越把中國當成主要競爭對手，在各個領域給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冷戰后特別是21世紀初以來，中美戰略關系的性質由合作為主轉變為對立為主。由于美國是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并表達了要主導世界秩序的愿望，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防范。1997年美國國防部的《四年防務報告》就已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意愿。美國2008年《國防戰略報告》進一步加重了對中國的關注程度，對華的“兩面政策”更趨明朗化。在2005年版《國防報告》中，中國雖被列為美國需重點關注的“關鍵國家”，但只被明確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這份報告中，中國競被提及多達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將有關中國的內容置于俄羅斯之前，這反映出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分量越來越重。

美國的一位學者H·格林韋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經濟”，美國將處于第二。并認為，當中國GDP等于或大于美國的GDP時，美國就無法在世界上稱霸。據于此，在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回潮的背景下，美國提出中國是美國“潛在對手”或“戰略競爭對手”。悲觀論者甚至認為中美可能發生軍事沖突。

4.我國面臨世界科技革命的競爭

科技競爭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我國與發達國家上百年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相比，科學技術真正穩定和快速的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只有20多年的歷程，基礎還相當薄弱，持續積累十分不足;科技體制仍處于不斷調整、完善的轉軌階段;作為發展中大國，一方面面臨著許多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