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時，所獲得的利益主要取決于其他貿易伙伴對這種自由化改革的反應，如果反應是良好的，即對等地也給予減讓，則獲得的利益就大；反之，則較小。相反，在世貿組織體制下，由于一成員的貿易自由化是在獲得現有成員開放市場承諾范圍內進行的，自然這種貿易自由化改革帶來的實際利益有世貿組織機制作保障，而不像單邊或雙邊貿易自由化利益那么不確定。因此，多邊貿易自由化要優于單邊貿易自由化，尤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的大國。

透明度原則（Transparency）

透明度原則是指，WTO成員方應公布所制定和實施的貿易措施及其變化情況，沒有公布的措施不得實施，同時還應將這些貿易措施及其變化情況通知世貿組織。此外，成員方所參加的有關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國際協定，也應及時公布和通知WTO。

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重要原則，它體現在世貿組織的主要協定、協議中。根據該原則，世貿組織成員需公布有效實施的、現行的貿易政策法規有：

(1)海關法規。即海關對產品的分類、估價方法的規則，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征收的關稅稅率和其他費用；

(2)進出口管理的有關法規和行政規章制度；

(3)有關進出口商品征收的國內稅、法規和規章；

(4)進出口商品檢驗、檢疫的有關法規和規章；

(5)有關進出口貨物及其支付方面的外匯管理和對外匯管理的一般法規和規章；

(6)利用外資的立法及規章制度；

(7)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規和規章；

(8)有關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邊境貿易區、經濟特區的法規和規章；

(9)有關服務貿易的法規和規章；

(10)有關仲裁的裁決規定；

(11)成員國政府及其機構所簽訂的有關影響貿易政策的現行雙邊或多邊協定、協議；

(12)其他有關影響貿易行為的國內立法或行政規章。

透明度原則規定各成員應公正、合理、統一地實施上述的有關法規、條例、判決和決定。統一性要求在成員領土范圍內管理貿易的有關法規不應有差別待遇，即中央政府統一頒布有關政策法規，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上述事項的法規不應與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觸。但是，中央政府授權的特別行政區、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員對法規的實施履行非歧視原則。

透明度原則還規定，鑒于對海關行政行為進行檢查和糾正的必要，要求各成員應保留或盡快建立司法的或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和程序。這類法庭或程序獨立于負責行政實施的機構之外。除進口商在所規定允許的上訴期內可向上級法庭或機構申訴外，其裁決一律由這些機構加以執行。

透明度原則對公平貿易和競爭的實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場準入原則（Market Access）

世界貿易組織市場準入原則是可見的和不斷增長的，它以要求各國開放市場為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分階段的實現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化。市場準入原則的主要內容包括關稅保護與減讓，取消數量限制和透明度原則。世貿組織倡導最終取消一切貿易壁壘，包括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雖然關稅壁壘目前仍然是世界貿易組織所允許的合法的保護手段，但是關稅的水平必須是不斷下降的。

促進公平競爭原則

世界貿易組織不允許締約國以不公正的貿易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特別禁止采取傾銷和補貼的形式出口商品，對傾銷和補貼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制定了具體而詳細的實施辦法，世界貿易組織主張采取公正的貿易手段進行公平的競爭。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發展原則

也稱鼓勵經濟發展與經濟改革原則，該原則以幫助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為目的，針對發展中國家和經濟接軌國家而制定，是給予這些國家的特殊優惠待遇，如允許發展中國家在一定范圍內實施進口數量限制或是提高關稅的“政府對經濟發展援助”條款，僅要求發達國家單方面承擔義務而發展中國家無償享有某些特定優惠的“貿易和發展條款”，以及確立了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更長的過渡期待遇和普惠制待遇的合法性。

非歧視性原則

這一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最惠國待遇，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成員一般不能在貿易伙伴之間實行歧視；給予一個成員的優惠，也應同樣給予其他成員。這就是最惠國待遇。這個原則非常重要，在管理貨物貿易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位居第一條，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是第二條，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是第四條。因此，最惠國待遇適用于世貿組織所有三個貿易領域。國民待遇是指對外國的貨物、服務以及知識產權應與本地的同等對待。最惠國待遇的根本目的是保證本國以外的其他締約方能夠在本國的市場上與其他國企業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公平競爭。非歧視性原則是世界貿易組織的基石，是避免貿易歧視和摩擦的重要手段，是實現各國間平等貿易的重要保證。

FDI與貿易關系的一般理論框架是什么？

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的加快，FDI作為跨境投資的一種重要形式，對東道國經濟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某些內在特征，FDI往往又是威脅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經濟體系安全的負面因素。本文突破理論研究的傳統視角，運用交往理論分析框架，立足不同類型對外直接投資交往媒介和交往動機的特點，分析FDI對東道國的安全性問題，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交往理論的主要思想

關于交往理論，目前主要有五種相關學說：社會互動說、交往實踐說、語言中介說、主體際關系說和雙重關系說。這五種學說分別從運動方式、本質屬性、實現媒介、社會屬性和物質精神雙重屬性等五個不同方面闡述了對交往這一范疇的不同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種學說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交往觀和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指出交往是生產的前提，是人類的存在方式。因為生產除了受人口增長的硬約束外，“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就是說，孤立的個人無法進行生產，一定方式的生產或勞動必然會要求相適應的生產者數量和質量與之匹配，從而形成不同生產者之間的不同的交往關系和方式。與此同時，馬克思還指出交往決不僅僅是指物質生產交往一種，而是包括人們之間的所有交往活動和交往關系，也即個人或團體的所有社會交往活動和交往關系。其中，物質關系與精神關系是人們社會交往關系中最主要的兩種關系。此外，馬克思認為交往需要媒介，這種媒介可以有物質的外殼——語言和契約等，但本質上是一種實踐的、自我存在的和現實的意識。相比之下，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受行為主義的影響較深。他把交往稱為“交往行為”，并認為交往行為是所有四種社會行為(目的性行為、規范控制性行為、戲劇性行為和交往性行為)中最為合理的一種。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合法化危機的關鍵都不在于工具——技術層面，而是指向交往關系層面。哈貝馬斯很重視對交往媒介的研究，并提出交往的媒介應該是一種具備“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的通用語言。哈貝馬斯“交往合理性理論”的最主要貢獻在于其所提出的交往環境“殖民化”：由于引入了不良屬性的媒介——以技術、金錢和權力為基礎的不平等契約等，導致原本自主獨立的交往關系子系統被外界強迫同化。對此，他還呼吁要建立一套明晰的共同規范標準、開展對話活動、選擇合適的媒介語言和大力提倡相互理解。

根據馬克思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觀，社會是人類交往活動的產物，生產關系也是交往關系的一種，人類社會就是在新舊交往形式的不斷更新和嬗變中向前發展的。因此，運用交往理論可以解釋幾乎所有的人類生產或勞動行為，尤其是以盈利為直接或間接目的的物質生產和交換行為。

二、交往理論分析框架

結合以上交往理論的基本思想，筆者提出一個適于分析人類社會經濟行為的交往理論分析框架。該框架由交往的定義、要件、功能和結果四部分構成，見上圖：

1.交往的定義。廣義的人類社會交往活動是指聯系社會不同主體之間的一種有意識的行為，狹義的交往活動是指不同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或群體之間的物資資源、信息資源、技術資源等各類要素的有明確目的的交換行為。本文的交往是指狹義的交往。

2.構成交往行為的要件。(1)交往的主客體。交往是一種對象性活動，有其特定的主體和客體。交往的主、客體都是人。主體與客體的區分是相對的，只存在于交往活動的具體過程中，因為交往雙方都是積極施加行動的主體，同時又都是對方行動的客體。(2)交往的媒介，即交往活動的中介手段，包括語言符號、實物資料、交往工具及其操作的方式。其中，語言符號是交往媒介的基礎，實物資料是指運行于交往主客體之間并構成交往內容的物質產品，交往工具包括語言、貨幣、交易規則等。(3)交往的動機，即在交往活動開展之前形成于人腦的對交往結果的主觀預測，是交往主體實施交往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和內在動力。交往動機在整個交往過程中起著支配作用，直接影響交往的結果。交往動機一般來自交往主體對社會關系的認識和自身需求，不同的外部環境和內在需求會產生不同的交往動機。(4)先前交往的結果。基于先前交往結果的經驗和教訓，會影響交往主客體之間的認識，修正其對以往交往動機和交往媒介的選擇，從而影響整個交往過程。

4.交往的結果。即交往活動的成果，包括某一特定類型的交往關系的建立和維系，以及交往主客體對交往成果的評價。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交往結果也具備外在的客觀形式，但其效用評價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也就是說對同一客觀交往結果，持有不同交往動機和評價標準的交往主體會做出不同的評估。

三、交往理論在FDI安全性分析中的應用

筆者運用以上所提出的交往理論分析框架，對FDI的安全性進行分析。

第一，基于交往理論分析框架的FDI范疇界定。FDI是一種基于中長期交往關系的跨國投資行為，其具體含義是：投資方母國的交往主體——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交往客體——東道國公司，輸入資金、技術、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等，以及東道國的交往主體對投資方母國的交往客體輸入資源、利潤和市場份額等。

第二，基于交往理論分析框架的FDI安全性分析。按照對FDI范疇的界定，運用交往關系中的交往要件對其進行分類討論，并著重使用交往媒介和交往動機分析每種類型FDI的安全性。

1.按戰略意圖分類的FDI安全性分析。根據葛亮和梁蓓的理解，按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意圖劃分，FDI可以分為資源攝取型、商品轉讓型、市場分享或占有型和集團內部化型四大類。運用交往理論分析框架對這四類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具體見表1：

由表1，從不同類型FDI交往要件所具有的特征來看，四類對外直接投資中，只有商品轉讓型FDI的安全性比較高，而其他三類都存在顯著的安全性問題，即在某些影響因素——如東道國資源的開發期限和開發狀況、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和發育程度、FDI投資主體的全球戰略安排等影響下，會危機東道國經濟體系的安全。從交往媒介角度看，商品轉讓型FDI交往媒介是標準化和編碼化的貿易合同，其所包含的信息一般是易于預測和監控的“數碼化信息”(買粉絲dified information)。而其它三類的交往媒介是包含大量“意會信息”(tacit information)的長期合作或戰略聯盟協議，與標準貿易合同相比，這些交往媒介不易預測和監控，增大了安全防范的難度。

從交往動機來看，商品轉讓型FDI的交往動機是投資國向東道國銷售商品，通過出售本國銷路不佳的商品獲取商業利益，對外投資載體主要是商品，而非貨幣資金。由于商品的流動性比較強，其融入本地開放型內生經濟增長的能力也比較弱，因此商品投資波動對東道國貨幣市場和銀行體系的沖擊不會很大。相比之下，以獲取核心資源、市場利潤源和建立集團內部市場為主要目標的其它三類FDI，其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