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軍事上真的打不過遼人，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卻做到了這一點。宋人通過貿易的手段，利用順差的方式，將遼人創造的財富慢慢地歸結到自己的手中。這種做法可比簡單粗暴，“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的直接掠奪聰明多了吧?一方面，遼人拿到了“歲幣”，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同時促進了契丹民族的進化，增加了他們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過交換也實現了財富的增長。比起雙方拚個你死我活的“雙敗”結局，宋人的做法使“雙敗”變成了“雙贏”，又何樂而不為呢?別忘了，在這種條件下，雖然雙方的財富都在增長，可是宋人的財富卻永遠比遼人增長的快!換句話說，遼人創造的一部分財富通過貿易順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這也算得上是宋人對遼人的“剝削”吧!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悄無聲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實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嘆宋朝皇帝們的戰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機會成本，再來看看戰爭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幾乎不需要物資儲備的，其實我都懷疑這些國家有沒有所謂的“物資儲備”。我們從來看到的都是這些蠻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燒殺搶掠，自己從不貯備補給。這也許就是他們被稱作“野蠻人”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服王化”，根本沒有任何人道可言，壞事做盡也沒有絲毫的負罪感。相反宋軍可就沒

這么“走運”了。兵家有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儲備是什么時候都必不可少的頭等大事。看看《水滸傳》里林教頭發配去的“草料場”規模有多大，就不難想象宋朝政府為軍隊的后勤補給花了多少銀子。再看看人家“岳家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也算是整個宋軍的一個縮影。更有不幸的將士還會因為“擾民”或是“虐囚”的行為而受罰甚至掉了腦袋。有誰聽說過那些“蠻夷”有所謂“秋毫無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軍的軍紀衡量，那些蠻兵早應該被他們自己的長官統統正法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宋軍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對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對北方少數民族而言，戰爭成本卻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勝利“果實”的誘惑卻是巨大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宋人主和，蠻人主戰的根本原因。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是亞當-斯密筆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們靠自己的生產活動來實現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蠻人也是，所以他們靠對外掠奪來實現相同的目的，也算是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了吧。 在此我們不妨將宋遼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場博弈，面對和與戰的選擇，其實宋遼雙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兩難之中。對遼而言，雖然國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戰爭成本也相對很小，同時“風險收益”卻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進行“試錯”，以實現險中取勝。對宋而言，雖然國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棄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長期駐守苦寒之地隨時冒著生命危險地工作也不現實。所以我們不妨假設這是一場雙方進行的“非合作”博弈，那么如何選擇才能夠達到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呢?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夠接受宋朝的做法，歸根到底還是他們心靈深處“大漢族主義”的情結在作怪。這些人并沒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國家當作與我們對等的國家加以尊重，滿腦子“蠻夷”的概念，只想著除之以后快。這種思維模式和那些滿清遺老遺少們“天朝尚國”的思想如出一撤。他們并沒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實的難處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愿望。與其將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起來進行一場勝負未可知的戰略冒險，不如用較小的代價去換取長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我們依舊是在“用己之短，攻敵之長”，這是不明智的選擇，也是對百姓的生命和財產不負責任的做法。和遼人相比，我們應該有能力發現除武力之外解決雙方矛盾的更好 方法 。從維護當時的國際秩序和國家的發展穩定出發，《澶淵之盟》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沖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它能夠被雙方始終如一地執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證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應該給與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淵之盟》成功的解決了“外患”之苦以后，宋朝政府又是如何來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呢?在此我們特別要論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經濟時所采取的種種特殊政策。 北宋進入中期之后，因為和平的環境和生產的恢復，人口的增長是迅速的，甚至超過了一億大關。人地比例之間的矛盾之劇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對過的。讓我們先來看看人口增加之后會導致哪些問題：人口的增加，導致土地供給的相對短缺和勞動力供給的相對過剩，由此會引發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

讓我們先來看看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果：土地價格上漲，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經營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穩定，維持投資土地的利潤率，就必須想方設法地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以實現增加產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們需要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去彌補因為地價上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單單從這方面來看，這種做法無疑大大促進了農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和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歸根到底是技術的進步，來源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為具備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才真正實現了社會總產品的跨越式增長。

土地價格上漲所導致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結果是促進了宋朝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我們知道，對于農業文明時代的封建王朝來說，農業永遠是立國之本。中國歷朝歷代都是最為強調“民以食為天”的，“士農工商”的傳統根深蒂固。但是為什么單單宋朝實現了“工商立國”呢?我們發現當時的宋朝同樣具備了產業升級的“原動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營土地的成本增加，經營土地的收益率下降。這樣的客觀環境恰恰促進了資本和其他資源由經營土地為主的農業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的其他產業的轉移。相對于從事土地經營的農業，手工制造業，服務業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土地價格的上升對這些行業的沖擊也就相對較小，對其成本結構的影響也不大。因此，許多從前從事土地經營的投資者會將他們的資金轉投到投資回報相對較多的制造業，服務業之中。大量資金和其他資源(例如人力資源)的注入無疑會促進這些產業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對于以傳承 經驗 為主要演進方式的農業;手工業，服務業的生存更加注重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隨著投入這些產業的資金及其他資源的增加，產業內部的競爭也就會隨之加劇。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投資者出于生存和維持經營的考慮，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因為這些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源自于對技術進步的依賴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就是為數眾多的發明創造(包括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中的四之有三)和無數以傳授實踐經驗為目的的各類著作都源自于宋代。

隨著科技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宋朝的勞動力價值也就相應地得到了充實。換句話說，每個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財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國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過技術的進步，老百姓有錢了，他們的消費也自然會隨之增加。大眾的需求也從最開始的吃穿不愁，越來越向“縱深”發展。我們從《 清明 上河圖》的直觀感受和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的側面描繪中可以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東京汴梁的茶樓酒肆，梨園青樓如雨后春筍;民間對絲綢，茶葉，書籍，紙張等相對奢侈的產品的消費更是潛力旺盛。更有甚者，大眾對休閑 文化 娛樂方面的關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宋朝可以說是發揮到了極致。青樓里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哪樣不體現出人們對精神消費的追求?這在衣食無著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朝的國民富裕程度。 按照經濟學“需求拉動”的原理，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動的結果。正是因為國民的相對富裕導致了持續的旺盛需求，這種需求又導致了資金和勞動力向手工業和服務業傾斜;反過來，投資手工業和服務業取得的高額回報又再一次地將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國民經濟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此外，當科技的進步帶動生產力水平提高，使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達到一個嶄新的層次之后，改造舊有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生產關系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為此，無數“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先哲們開始了對改造舊有生產關系的思考。小到單個生產作坊的管理，產品的營銷(微觀經濟學?);大到政府機構的改革，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宏觀經濟學?)，宋朝的知識分子們所做的研究是廣泛和深入的。這些研究拿現代意義的學科分類來衡量，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包括經濟學范疇，更包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造就了宋朝的經濟繁榮，更實現了宋朝文化 教育 事業的昌明。作為一個實現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地位之高，學術環境之寬松，也是中國歷史上所僅見的。這也從一個方面保證了科技的持續創新能力和政府機構的執政及應變能力能夠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過，人地比例的變化還會造成另一個后果，那就是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在勞動力的供給增加，而土地的供給又相對減少的情況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選擇土地的租種者的時候往往會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價的上漲導致他們經營土地的機會成本增加，風險加大;另一方面是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選擇空間加大。二者疊加的結果是土地的經營者只會將土地租給信譽良好，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去經營，以降低自己的風險，保證自己的收益。對于土地的租種者而言，則必須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術和經營能力，

以防止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內在“原動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這種機制下的必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剩，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加劇還會導致社會失業的增加。這就必然導致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要向其他產業進行分流。在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原本從事土地經營的資本從農業中抽離出來，在市場上“尋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也從農業勞動中被釋放出來，被推向了市場。這一切都為二者在其他產業里的重新結合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工商業的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