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形勢歷經變化，幾個主要國家大多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分別扮演過主角;而從總體侵華力度之強勁、發展勢頭之迅猛上看，從侵華野心之大、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號主角當屬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強對華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華史研究應當是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篇章。

近代中日關系史從一個方面來說基本上就是日本侵華史。從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與中國訂約建交起，70多年間兩國交往就國家關系來說，基本上是侵略與被侵略、反侵略的關系。不能說這期間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說每一個人都是侵略者;但從日本的國家行為上看，它對中國的重大決策幾乎全都是為了侵奪中國，它在中國以及在國際上涉及中國的各種重大活動也都是為了侵奪中國，這已為歷史事實所證明。近代日本對華關系的基本點是侵略，主導面是侵略，日本侵華史是中日關系史從一個方面最本質的概括。

在研究中日關系時，常常會有一種“說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還是在“理性”與“情感”、歷史與現實、價值與利益相互交錯重疊面前面臨選擇的困難。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重倫理”、“重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國人在進行價值判斷時所依據的是道德標準。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時是這樣，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時也是這樣。中國人用自己的道德觀作為尺度來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為，由此形成的“情感記憶”、“整體記憶”，規定和限制著我們對現實日本與未來日本進行判斷的理性空間。

但是，兩國人民彼此對對方的發展、強大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日本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為“威脅”，中國擔心日本重新武裝后會再度“卷土重來”。日本雖然否定了“中國經濟威脅論”，但時刻擔心自己在亞洲的經濟實力被削弱。中國雖然也認為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只是個時間問題，但對日本走向“自立”疑慮重重。

說到底，中日雙方在新的歷史時期為自己的國家進行戰略定位時，無法找到為對方進行正確定位的心理平衡點。這里既有歷史遺留因素的影響，也有相互實際利益的競爭。這是同處亞洲的兩個大國在同時崛起時所必然面臨的矛盾與沖突。

在瞬息萬變的復雜的國際關系格局中，如何構筑我國良好的國際戰略環境、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們必須理智思考、周密策劃的戰略課題。中日關系是我國在制定國際戰略、尤其是東亞戰略時必須認真關注的一個方面。

不論從地緣政治、安全角度還是從經濟利益、歷史文化淵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認真對待。國家利益決定我們必須盡快地改善中日關系。當然，改善關系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關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臨著“感情”與“理性”的選擇，它考驗著處于崛起過程中的中華民族的度量與韌性。同時它也檢驗著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作出的各項選擇是否具有合理性。

中日兩國政府都應從兩國利益的大局出發，為兩個民族的子孫后代制定出長遠、正確的大政方針。而不是憑“一時之勇”卻鑄成大錯，導致中日關系的停頓與倒退。自中日邦交恢復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堅持對日友好的外交方針，并切實地為發展中日兩國的關系而努力。尤其在處理兩國關系的“棘手”問題和“突發”事件時，都表現出大國的風范與較強的克制能力。

相比之下，日本隨著首相“走馬燈”式的更換，對華政策也顯得不夠平穩。雖然日本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予了支持并作出一定貢獻，但日本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一意孤行”，為中日關系的發展帶來了無法估量的重大損失。不論他有何種理由，作出傷害亞洲鄰國國民感情的事都是無法寬恕的。

中日兩國都是亞洲處于上升階段的大國，兩國之間在競爭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兩國都不應忘記彼此所擔負的振興亞洲與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尋找兩國共同利益的結合點，如何避免和化解因過度競爭而給亞洲鄰國乃至世界帶來的不安，這是中日兩國所面臨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