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不論早晚朝夕都在進行生產

漁民四時放舟于五湖風浪之中，以船為家、以水為田，有詩為證：“大兒已長當門戶，小兒十歲能搖櫓

婦人終日坐篷窗，補卻魚網縫衣裳

衣食寧論厚與薄，人生無如生處樂”[4]

相關詩文可謂不勝枚舉

從地域而言，明清時期的鮮魚商貿以湖廣地區的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湖區及太湖流域最為繁盛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3《捕魚圖歌》詩云：“江花夾岸江水深，此時尺魚如寸金

……家家賣魚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數”

出身長沙的李東陽對故鄉楚地的漁業生產自是十分熟悉的，其所描述的江浦魚市盛況當為寫實之言

又有何景明《大復集》卷11《津市打魚歌》詩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魴鱍鱍收百萬

小船取速不取多，往來拋網如擲梭

野人無船住水滸，織竹為梁數如罟

夜來水長沒沙背，津市家家有魚賣

”其所反映的亦是漁業生產和銷售之盛況

其它地區的鮮魚貿易規模也頗為可觀，如太湖流域的大型六桅罛船在“船尾系三板小船，入市鬻魚乘以往返”[5]

漁民是零星貿易的直接參預者――賣主，或者隨捕隨賣，或者早晚趁市出售

南宋時候的浙江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還有南宋全國經濟和文化發展情況.謝謝了.急用.

宋代商品結構狀況的變化

南宋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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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的市場商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地區特產品，以鹽鐵等商品為代表，另一類是糧食和布帛類商品。這兩類商品在交換市場上的結構形態，是由生產的結構狀況和社會需求的結構狀況所決定的。米絹貿易比鹽鐵貿易具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意義。因為糧食生產和紡織手工業生產是封建時代的主要生產行業，人民生活一衣二食，米絹類商品不僅與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關，而且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糧食和布帛在商品構成中的比重越大，說明脫離種植業、依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越多。以茶葉、信用證券等為代表的新商品的大量涌現，更進一步體現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水平。所以宋代商品流通市場上的品類結構狀況的變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米絹類商品跨地域流通的發展

戰國秦漢時期，跨地區流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鹽鐵之類的地區特產品以及滿足貴族豪富消費需求的奢侈用品。司馬遷列舉：“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毯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 。這是因為，鹽鐵“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2] ；奢侈品“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3] 。雖然那時糧食貿易十分活躍，出現了白圭、任氏等著名糧商，《管子》等書還把控制糧食市場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內容。但此時的糧食布帛貿易主要表現為季節性的豐歉調劑，地區間的余缺調劑所引起的流通交換尚不發達，商人以牟取賤時買貴時賣的時間差價為主要贏利手段，較少追逐賤處買貴處賣的地區差價者。如白圭的經驗是：“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故而社會上流行的商業經營原則是“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4] 。東漢三國以降，商品貨幣經濟凋零，在商品構成中，服務于門閥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潛夫論．務本》云：“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于淫商有得，而國計愈失矣”。

宋代，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較之前代更加豐富。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錦》列舉號稱天下第一的商品有：“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等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溫州桂、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咸豉……”。南宋方信孺出使金國時，也向金朝統治者夸耀說：“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眾，葦蕭歲辟，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眾，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5] 。

宋代糧食市場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區間轉運貿易的發達，“千里不販糴”的舊格局已被完全打破，遠距離的糧食貿易空前興盛。“春夏之間，淮甸荊湖，新陳不續，小民艱食，豪商巨賈，水陸浮運，通此饒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幾千億萬計”[8] 。糧食份量重、體積大、價值低，糧商在支付運費、倉儲費、包裝費等成本后，要想贏利必須靠大規模經營才有可能。

在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基礎上，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商品糧輸出基地。在長江流域，中游的荊湖一帶，“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江湖連接，地無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輾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于風波，以為常俗”[9] 。兩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10] 。西南的兩廣地區，“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遠距離糧食貿易還形成了長期穩定的空間流向和較集中的銷售供應對象。就空間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從南向北、由西向東；就供應對象而言，在南方較多地服務于城鎮和經濟作物產區，在北方較多地服務于政治軍事需求。空間流向和供應對象這兩者一表一里，前者決定于后者，展現了宋代糧食轉運貿易空前繁榮的景象。

總體說來，商品糧由南向北流動主要是政治軍事需要引起的。其中，從長江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以首都汴京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運的通過賦稅征斂和市糴購買的每年600萬石外，富人的販運量也很大，宋真宗時，三司就報告說：“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12] 。這些糧食主要供應汴京龐大的皇室、官僚、軍隊以及眾多市民的消費。從黃河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則以河北、河東、陜西的沿邊一帶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務于軍需。如河北“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販去中官”[13] 。商品糧供應的出發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濱等州及京東路。“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谷價，募商以納之，縣官苦其費”。河北轉運使范雍“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14] 。慶歷年間，判大名府賈昌朝也說：“朝廷以朔方為根本之地，御備戎虜，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15] 。陜西駐軍消費的糧食大都取足于本路，歐陽修說：陜西駐軍“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陜北的鹿 延等地貧瘠荒涼，卻是駐軍較多的邊防要地，其軍需糧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購買的方式依靠南部的關中、秦渭等地供應。

商品糧由西向東流動，是東南地區糧食轉運貿易的一個突出特點，這主要是城鎮經濟發展和部分地區農業生產結構變革的結果。如荊湖的糧食運往長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濟江東，浙西之米供應浙東、福建，兩廣之米也通過海路流向福建、浙東等。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第二章已作論述，茲不贅。

糧食和茶鹽互為回頭貨，是宋代地區間糧食轉運貿易的又一個特點。茶鹽由于產地集中，其經銷大多是遠距離、跨區域的，糧食產區是茶鹽的主要銷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貨”貿易中，糧食茶鹽的往來販運是商業資本的經營方式之一。如南宋廢除江淮鹽的官般官賣制實行鈔鹽法之后，長江流域湖南、江西與下游江東等地的商人販運情況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運斛斗、竹木前來建康府，往往算請鹽鈔并糶米以回”[17] 。什么有利可圖就經營什么，這是商業資本運作的一個基本原則，米茶或米鹽的互為回貨的長途轉運貿易對于提高商業資本的周轉效率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夷堅志》記載的一則故事就說：“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之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還常用茶鹽作為購買糧食的信貸資金。“富商歲首以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載而去”[19] 。廣西的余糧也是作為鹽的回貨運銷廣東的。“如梧、藤、柳、象去處，粒米狼戾，歲上熟米斗三十錢，中熟、下熟以是為差，大率不過五六十錢，是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小。東路鹽船別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廣東販鹽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數歲，即為富商”[20] 。

紡織品是宋代跨地域流通貿易的另一類大宗商品。絹帛等絲織品又在紡織品中占最大比重。宋代的絲織業生產基本形成了京東河北、四川、江浙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但三地的產品各有特色。京東、河北的絲織業歷史悠久，在宋代，其生產的特點是產量多、技術精、質量高。時人謂：“青齊之國，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21] 。蘇轍亦有詩贊曰：“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余糧及狗彘，衣被遍城郭”[22] 。前述居于天下第一之列的“東絹”、單州的薄縑等就是京東路的代表名品。河北的絹特別精致細密，時稱“精絹”，據說無正反面之分，定州“刻絲”是其名牌。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是唐宋時崛起絲織業基地，以錦擅名天下，其特色是纖麗豪華。兩浙路和江南東西路的絲織業在宋代得到了長足發展，名品輩出，尤以產量大著稱，但總體的質量水平似乎稍遜于前兩個地區，如屬于當地名牌的越羅，“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23] 。由于兩浙絲織品質量較差，就連金兵在向宋廷勒索賠款時都不肯要，而退掉改成河北貨。

絲織品的銷售方向主要是城市消費、政府需求和海外市場。僅就城市消費而言，宋代一般城市中都有專門出售布帛的彩帛鋪，如汴京南通巷“并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潘樓街也是“真珠匹帛香藥鋪席”集中的所在[24] 。在臨安，陳家彩帛鋪、市西坊北鈕家彩帛鋪、清河坊顧家彩帛鋪等都是有名的絹帛店鋪[25] 。城市的各類商業行會當中，絹帛行鋪通常都居于財力雄厚者之列。由于絲織品在國內市場上的消費對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產多半分散在鄉村，所以絲織品的流通也像糧食等農副產品一樣呈現出了“求心”運動的態勢；同時，由于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絲織業生產基地，所以絲織品的流通又是呈“輻射”狀展開的。“衣被天下”這句話，是宋代人稱譽某個地方紡織業發達的常用語，這說明凡是紡織業發達的地方，其產品總是天女散花般遠銷各地。如京東、河北的絲織品除向汴京等城鎮市場集中外，還大量通過密州板橋鎮等口岸銷往南方諸路及海外市場。宋哲宗時，范鍔奏稱：在板橋鎮，“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般運見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板橋有西北數路商賈之交易，其絲、綿、縑、帛又蕃商所欲之貨，此南北所以交馳而奔輳者”[26] 。李覯的詩：“江湖限南鄙，秋令到還稀。節換空看歷，人閑未趁衣。齊紈方得意，廈燕莫言歸”[27] 。 秦觀的詩：“裔土桑柘稀，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舟罔船客”[28] 。都分別說明京東路出產的“齊紈”、“魯縞”在江湖、廣西市場上是很受歡迎的暢銷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