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下展開的。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全球化的新時代。從國際范圍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在我國，經過15年“黑頭發談成白頭發”的艱苦談判，2001年，隨著多哈會議一聲落棰，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了與世界經濟同步的進程。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整合從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漢唐時期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明清時期西方耶酥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及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的引進，第四次是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西方科學和文化規模不斷擴大的輸出，進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階段。[2]（P178）有的學者從意識形態沖突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冷戰“歷史的終結”（福山），是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時代；有的學者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文明的沖突”時代（亨廷頓）；也有學者認為，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過程：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3]（P75）所以，與我國經濟力求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國的文化卻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國的開放、交往和互相借鑒態勢，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張自身的獨特個性。也就是說，當全球經濟尋求一體化的時候，而全球文化卻力圖保持、開發或走向多元化。[3]（P322）所以說，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和文化多元發展的新時代，是在這個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的。

二、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由新的主體來擔當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主體是中國人，是“此人”而非“彼人”。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看，中國主體也經歷了幾度變遷，盛唐的開闊胸襟和海納百川，明末清初對“西學”的積極引進和狂妄自大相伴隨，近代的閉關自守、積貧積弱和主體性的喪失，改革開放之前對西方對整個世界的無知無畏和對涉及“社--資”爭論的噤若寒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生產力高度發展、對外全方位開放、文化百家爭鳴的時期，造就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嶄新的中國主體。所謂“新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是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際聲威不斷提高。一洗近代百年恥辱，一洗先前封閉的蒙昧狀態。中國人民作為獨立自主的文化交流主體，正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主體文化融合意識增強。改革開放以來，“英語熱”、“出國留學熱”持續升溫，方興未艾，就是中國人學習外來文化的愿望和文化交流主動性大大增強的有力證明。可見，國人文化交流實力日趨提高，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大有希望。三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心態越來越平和與理性。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的、逐步的、我們主動開放的方式下進行的，西方文化的進入也是漸進的、經過篩選的和比較溫和的。[1]（P5）所以，國人能夠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良好心態，能夠理性地認識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點和不足。

三、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運用新的媒介

文化交流媒介是文化交流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交流媒介的質量大大提高。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文化交流媒介的變遷經歷了從族群遷徙、戰爭到傳教士，從商貿、書信往來、圖書電影譯介到衛星電視、互聯網。總的來講，速度是由慢到快，范圍是由小到大，程度是由淺入深。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全球傳播的主要媒介依然是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媒，但與此同時，具有跨國傳播功能的媒介，如國際電話、傳真、電腦以及互聯網上電子郵件、數據庫等各種信息收集、處理和傳播的手段和工具，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P113）有學者認為，單從媒體傳播手段來看，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報刊、廣播、電視，現在“第四媒體”—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5]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使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全球傳播時代和大眾傳媒社會，當下大眾傳媒正以驚人的速度廣泛介入社會各個領域并與其發生強烈互動。[6]（P268）在全球化進程中，互聯網大有躋身傳統傳播媒介之上的勢頭，成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途徑和媒介。據統計，截止2005年6月，我國上網人數超過1億人。互聯網上文化交流的發展，一方面摧毀了中西地理上的疆界，國別上的壁壘，距離消失了，時空同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能夠迅速地、瞬間地傳播、接受和互動。另一方面，互聯網把其他不同媒體的傳播手段，如廣播、電影、電視等，整合為一體，為中西乃至全球文化信息資源的共享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目前互聯網作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最便捷的新媒介之一，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現新的內容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感召下，在全球通訊、交通、網絡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和內容。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機制上的借鑒創新，表現在以中西反腐倡廉的合作為標志，中西文化交流向制度、機制合作方向發展的破冰之旅。2002年11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監察部“中國廉政監察建設”合作項目簽字，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中國監察部具體組織實施，旨在總結我國廉政建設的經驗，借鑒國外開展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探討推進政府廉政勤政的有效對策。[2]（P188）第二，經濟活動的跨國經營管理。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在19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批準的外商投資企業達49萬家，累計使用外資5450億元。跨國公司給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內容，對人們物質生活、進而對思想意識和價值觀都有一定影響和滲透。第三、文化藝術活動中的中西文化交流。根據文化部統計，我國已與145個國家簽定了政府間的文化合作協定。多邊和區域文化合作進展明顯，成功地舉辦了“中華文化美國行”、“柏林亞太周”、“中法文化年”等大型國際文化交流活動。與此同時，以市民大眾為主要消費對象，以娛樂為主要功能，以現代大眾傳媒為傳遞手段，以市場為導向的中國大眾文化崛起。第四，日常生活中的中西文化交流，表現為語言上外來詞匯越來越多、互聯網絡發展、洋快餐風行、跨國婚姻遍地開花的多重變奏。

五、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

王克嬰認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圍和社會參與程度大大擴展。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自上而下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地域都參與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無論是在物質文化層面，還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層面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說，這種文化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工作或生活方式，或者是一道景觀。[1]（P31）的確，如果說，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史詩型的、宏大的敘事，是只有政府調動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才能完成的壯舉；如果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是“王謝堂前燕”，是帝王、上層官僚和高級知識分子才能接觸到的東西；那么，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已經是“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平常事物，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從深度上講，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已經深入到文化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長期“極左”思想的影響和傳統的思維模式，對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層面的東西，因涉及意識形態差異，尤其是“姓社”、“姓資”的敏感問題，學界失語，學者躊躇，甚至有一種本能的逃避。近年來，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拓寬和思想文化研究的活躍，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正在向政治制度、管理機制領域滲透，出現中國與西方在反腐敗方面的政治合作、對于西方民主和政治文明的理論思考，走出了極其重要的第一步。從廣度上講，除了國內極其邊遠和貧困的地方之外，人們衣食住行都和跨國公司的產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英語普及程度越來越高，洋快餐大受青睞，出國留學、跨國婚姻、跨國旅行日趨平常化、平民化，而且無論在商場、影院，還是在電視、互聯網上均可以輕松接觸到來自西方的各種文化產品。可見中國城市民眾無論在物質還是文化生活上已經融入了中西文化交流之中。

六、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仍以中國“吸收”西方文化為主

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中西文化都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了彼此的所有。但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中西文化交流多次被強行中斷。而當中西文化再次相遇時，已是斗轉星移，物是人非，無比陌生了。尤其是近代，封閉了近200年的中國農業文化遇到了充滿活力、處于上升階段的西方工業文化，一交手自然潰不成軍。于是就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從物質、制度到價值觀、心理層次學習吸收西方先進文化；于是也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殊死反抗，各種復古思潮不斷涌動，形成了多次“古今中西”的文化論爭。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西方的封鎖，中國又有了近30年的被迫閉關自守的歷史。在當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實施對外開放，這一輪是中國以尚不發達的工業文明來面對西方的知識經濟和信息文明，自然表現為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雖然塞繆爾·亨廷頓預言“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進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化的復興進程”，但是“從整體上說西方在21世紀的前幾十年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繼續在科技人才、科學研究和開發能力，以及民用和軍用技術革新方面處于實際領先地位。”[7]（P87）一方面，根據文化交流的客觀規律，高勢能的強勢文化向低勢能的弱勢文化流動的必然趨勢，西方強勢文化必然要大規模地向中國進行輸出；另一方面，中國為了彌補近30年造成的與西方發達國家巨大的經濟落差，為了盡快縮小其它各個方面的差距，也要把吸收、學習、借鑒西方先進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作為開放的主要任務。正如湯一介所說的，我國的目前文化發展似乎正處在由兩種文化的矛盾沖突階段向本土文化開始消化外來文化的階段，我們中國文化的發展將會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而進入全面、深入地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的時期。[8]（P6）甘陽認為，當代中國應該到了大規模地研究西方和西學精華的時候了[9]（P40）。所以說，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處于以吸收、學習、借鑒西方優秀文化因素為主的階段。

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文化逆差”

“逆差”原是國際貿易術語，意指一個國家的進口商品多于其出口商品；反之，則稱為“順差”。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個國家在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中引進文化要素的數量大于輸出文化要素的數量，外來文化對本國的影響大于本國文化對外國的影響的現象。一般來講，文化交流的“逆差”產生的原因大致有二個，一是自從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占據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階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現代化的傳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傳播渠道中流動的卻主要是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文化。西方文化“脫離了產生它的特定社會語境，轉而成為一種‘浮動的符號’，直接進入其他不同的文化語境，并融入一個巨大的全球文化網絡中”。[10]（P220）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國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樣始終處在劣勢狀態。二是西方發達國家在本國文化與信息市場上對發展中國家文化信息產品的封鎖，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信息不能等量進入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的信息市場對發達國家是全面開放的，而發達國家只把自己認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進自己的市場。這一來一往中的差距就使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11]（P5~8）在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化逆差”的形成，其原因除了上述兩條之外，還有就是目前中國對西方文化引進力度大于自己文化輸出的力度。“中國文化逆差”主要表現在文化產品的進出口和文化陣地的大小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