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的推行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講，統一對農業現 代化有著直接的影響。1879年俾斯麥承認對農業實行了保護關稅以抵抗大量谷物從東歐 和美國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關稅。在國家關稅的保護下德國的農業得到了 蓬勃發展。據統計，1870—1913年德國谷物產量由1500萬噸增至3100多萬噸。農業經濟 的發展給德國工業化的發展注入強烈的興奮劑，為發展工業提供了豐富的生活資料、生 產資料、原料、資金和充足的勞力。

(三)統一國家對經濟的保護或者說是干預極大地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德國此時的經濟在國際市場還遠未能與英國相抗衡，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更是 為了盡快提高其民族工業的競爭力，俾斯麥推行保護關稅政策，設立鐵路基金，確立鐵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銀行體系，進一步促進國內的經濟聯系和自由貿易，扶 持德國工業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麥出于國防上的考慮，把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 擴充軍備方面，特別是修筑堡壘和發展與軍工生產有關的重工業部門。軍事交通運輸業 和軍火工業的膨脹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冶煉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發展。德國的統一 大大加強了國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營建起一種歐陸均勢防衛 體系。這樣就為德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爭得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 間。單就工業增長而言，統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長為2.7%；1870—1880年即達到 4.1%；1880—1890年為6.4%；1890—1900年為6.1%。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英法等國，僅 次于美國[11](第110頁)。世界歷史表明國家權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應當 承認，19世紀后30年的德國，國家利用統一的有利條件，利用來自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 意識，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德國的現代化。

(四)德國的統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發展，從精神上保證德國經濟現代化的快速進程

德國統一后，俾斯麥政府加強對教育的控制，頒布了一系列帝國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實行強制義務教育制。這使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 全德文盲率從1841年的9.3%，下降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這個基礎上，調整了中等學校的體制，大力開展職業技術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機構。這所有的一切如果沒有國家的統一籌備是無法想象的。在 國家的大力建設下，德國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科研的發展直接帶動了技術的 進步，而且德國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應用于生產、轉化為生產力。科技人員與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代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 作了這樣的評論：“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比英國和美國 工業進展更快。”[12](第194頁)關于德國統一和重視科技教育同德國經濟現代化之間 的關系，在1904年德國鋼鐵廠職工聯合會慶祝大會上主持者不無自豪和自負的演說中得 到明示，他說，德國鋼鐵工業的輝煌發展可以“溯源于一種旺盛的事業心，在政治統一 后它鼓舞我們整個祖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們的鋼鐵工業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礙作用，……我們鋼鐵工業早就達到這個階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后的德國，在19世紀后半期，出現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驚異的經濟轉變。在大約30年時間內，德國經歷了英國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業 革命，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后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

德國的統一不僅大大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現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政治 現代化。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始于184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次革命中召開的全德國民 議會中誕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聯邦政府和制訂了德意志帝國憲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國憲法獲得通過。該憲法是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民主的一部憲法， 它是德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構建的新的國家嘗試。然而，由于當時德國還處 于四分五裂之中，資產階級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魯士還不足以克服奧地利的阻礙，這部 憲法成了一紙空文。然而，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誕生的這部憲法對德國的政治現代化影響 頗大，它是民主政體精神的“發源地”，為魏瑪共和國憲法所直接繼承。

德國的統一使新憲法的制定和推行成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麥親自領導制訂的 帝國憲法，在新選出的德意志帝國議會上原樣通過。就本質而論，帝國憲法是俾斯麥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聯邦憲法適用于整個德意志帝國。根據憲法，帝國的主權 屬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是帝國最重要的機構，掌握國家權力。普魯 士國王是世襲的德意志帝國皇帝。在國際法上他代表這個新的國家，有權宣戰、媾和、 結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員，也可免除他們的職務。皇帝還 有軍隊統率權，召集立法機構開會或宣布解散的權力，法律由皇帝簽署并頒布。皇帝以 下設帝國宰相，由普魯士首相兼任，具體負責領導帝國事務，然而他并不對議會負責， 只對皇帝負責。帝國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機構，但實際權力很小。它沒有一個對它負責的 政府，所以有人說帝國議會只能發表“獨白”[14](P.176)。

和法蘭克福時期的憲法相反，俾斯麥的帝國憲法是君主立憲的聯邦制憲法，它謀求強 大的中央集權。基于該憲法原則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德國依靠其強大的中央集權進一步鞏 固了統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義的傾向都來得優越[8](第156頁)，并為資產階級謀得了 巨大的國內外經濟利益。然而，這種在“自上而下”統一促成下的政治現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魯士的印記。德國普魯士風格的君主立憲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實權，直接行使統 治權，它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有著重大的區別，成為近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普魯士式君主 立憲制模式。德意志帝國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即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 雜著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起來、并以警察來保衛的、軍 事專制制度的國家”[15](第23頁)。

不可否認，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現代化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雙方的 實現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德國的統一是德國現代化的產物，沒有德國的現代化就 沒有德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一方面成為德國現代化的動因，另一方面又為德國的現代 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成為現代化的強大助力。統一的現代化的德意志帝國終于于19世 紀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時代崛起于歐洲的心臟。然而歷史表明，德國的統一和德國的現代 化存在著自身的特點或者說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么，這種弊病可否在德國的統一和 德國現代化進程及兩者相互的關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筆者認為可以。其一，現代化促成的統一使德國在民族問題上留下了后遺癥。德國的 統一是在容克貴族領導下的現代化強制力(更是經濟力)作用下實現的，然而這種容克可 以控制的強制力量，只能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實現小德意志地區的統一。一方面，周邊 大國英、法、俄決不允許在歐洲的心臟出現一個南抵地中海、北達波羅的海的統一的德 國，而普魯士顯然沒有力量對抗這三個隨時可能結盟干涉的國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著向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奧地利擴張，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亞人的強烈反對，也會受到在奧地利處于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對。 即使普魯士將整個奧地利置于統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動搖。俾斯麥選擇了現實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統一了德國，然而不得不把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這 就使以俾斯麥為代表的容克階級陷入了兩難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統一旗幟象征 而失去領導德意志的資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從而使容克無力控制局面。 為了證明容克統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舉德國民族沙文主義的旗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 道路。

其二，德國實現統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義深深地打上了普魯 士的烙印。統一以后，德國民族主義在普魯士封建的、軍國主義傳統的影響、滲透下惡 性發展，并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擴張力的急速膨脹而于19世紀末發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義。德國統治集團利用各種教育機構向國民灌輸民族沙文主義。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發表演講，要求學校培養“年輕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并要求學校“ 向社會民主主義作戰”[16](第315頁)。壟斷集團也積極制造輿論、籌建組織，宣揚民 族沙文主義。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協會”，1894年的“德意志東部邊疆協會”， 1898年的“德意志海軍協會”和1904年的“反社會民主黨帝國協會”等組織公開為德國 民族沙文主義搖旗吶喊。這種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義與在德國統一后復活了的中世紀德 意志大統主義相結合，隨著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擴軍備戰而迅速膨脹起來 ，并為威廉時代的軍國主義政策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和自我辯護的理由，成為統治者推 行侵略擴張主義的動力。<

歐盟的特點

歐 洲 聯 盟

“總有一天，到那時，……，所有的歐洲國家，無須丟掉你們各自的特點和閃光的個性，都將緊緊地融合在一個高一級的整體里；到那時，你們將構筑歐洲的友愛關系……” ——維克多·雨果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 -- EU）是由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買粉絲munities) 發展而來的，是一個集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區域一體化組織。1991年12月，歐洲共同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1993年11月1日，《馬約》正式生效，歐盟正式誕生。歐盟現有25個成員國和4．56億人口（2004年1月），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意大利首都羅馬市政大樓的資料圖片。1957年3月25日，歐洲六國領導人在這里簽署了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羅馬條約》。

1946年9月，英國首相丘吉爾曾提議建立 “歐洲合眾國”。1950年5月9日，當時的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1886年－1963年）代表法國政府提出建立歐洲煤鋼聯營。這個倡議得到了法、德、意、荷、比、盧6國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巴黎簽訂了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又稱《巴黎條約》）。1952年7月25日，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這六個國家在羅馬簽訂了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統稱《羅馬條約》。1958年1月1日，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正式組建。1965年4月8日，六國簽訂的《布魯塞爾條約》決定將三個共同體的機構合并，統稱歐洲共同體。但三個組織仍各自存在，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布魯塞爾條約》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歐洲共同體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國、丹麥、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歐共體，成員國擴大到12個。歐共體12國間建立起了關稅同盟，統一了外貿政策和農業政策，創立了歐洲貨幣體系，并建立了統一預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發展成為歐洲國家經濟、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12月11日，歐共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了以建立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和歐洲政治聯盟為目標的《歐洲聯盟條約》，亦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1993年11月1日“馬約”正式生效，歐共體更名為歐盟。這標志著歐共體從經濟實體向經濟政治實體過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