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后，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于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臺——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爾、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臺。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后，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涌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余，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準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筑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于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后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于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采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并放松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于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墻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余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后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后來往往會后悔不迭。

由于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后，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并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后，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于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后，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后，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準備金的資金，并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于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于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范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并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于監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后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松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于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并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后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于對準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于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于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范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茍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征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