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村的作品榮譽

詩歌：《快樂小詩》、《杭州六和塔》、《天涯海角》、《詩魂》、《就是這塊土地》、《釋佛》、《天臺山隋梅詩四章》、《孤山》、《太陽頌歌》

散文：《走過石梁》、《指點葛嶺山》、《不惑之鵝》、《石松》、《心》、《夢》、《腎》、《始豐溪·母親河》、《百年人生外祖父》、《祖國 北京 文學人生》、《嘴賦》、《肋骨賦》、《文人情秀》、《乘著月亮船去流浪》、《毛澤東“蛙泳”渡長江》、《騎牛上揚州》、《詩人胚胎，散文人生》、《中年青春》、《“天地萬物皆在吾心中”》、《同在一個地球上》、《從孫悟空與唐僧講起》、《假使諸葛亮不在三國出現》、《憂思三十年：做人與做作家》

小說：《青春·柔情·旋律》（長篇）、《貞節碑之魂》（中篇）、《大日頭》、《小鼠無傳奇》、《東山石特傳》（《流浪中國一萬年》）（長篇）、《相約今生是真情》（長篇）、《中國孤兒青春夢》（長篇青春勵志小說）

理論·評論：

《林非作品中美的旋律——美在紅杏出墻來》

《知音是藝術靈魂的相遇》

《書山有路風光美——讀林非先生〈讀書心態錄〉漫記》《“文化天臺”，新世紀的發展戰略》

《天才中國的誕生》 1987年 詩文在省報上發表，朋友獎賞三杯紹興國酒；

2003年8月 浙江天臺文學界召開“天村作品研討會”；

2004年10月 浙江天臺電視臺拍攝播出電視專題片《天村的路》；

2004年 獲中國作家雜志社、女友雜志社、魯迅文學院聯合主辦的全國青年文學作品大獎賽大獎；

2005年 獲《散文選刊》“古風杯”優秀散文獎；

2005年 獲中國作協文藝報、中國作家世紀論壇聯合主辦的全國文學作品一等獎；

2005年 獲臺州市天臺“舊城改造大家談”征文大賽獎；

2006年 獲中國散文學會主辦的中國當代散文精英獎之“卓越成就獎”；

2006年臺州電視臺、天臺電視臺拍攝播出天村和月亮船文學社宣傳報道；

2006年 中國作協機關報《文藝報》兩次發表天村文學創作信息；

2007年 獲中國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杯；

2008年 獲中國作家世紀論壇文學創作特別獎；

2009年 獲《人民文學》瘦西湖杯優秀散文獎；

2009年 獲浙江省“優秀文藝人才”榮譽；

2010年國慶節 中國基層黨建網和中國科技財富雜志社聯合授予“中國驕傲之星”榮譽；

2010年 榮獲《中國作家》雜志社全國征文散文一等獎；

2011年 榮獲浙江省天臺山杯養生文化論文獎；

2012年 被授予“感動中國優秀文化人”榮譽；

2012年 榮獲浙江省“天臺山文化獎”文學大獎； 高天當“桌面” 大地作“鍵盤”

昨日多真情 明天有知音

——漂泊中國五十度，青春悲歌歌一曲

天村

1962年4月23日，我生于浙江天臺。這一日，是世界讀書日。

1968年，我6歲，元宵節上小學。1974年7月，12歲時小學畢業，9月升初中。1976年7月，14歲時初中畢業。因那時升高中是“推薦”，讀書好沒有用。當我朝天發問：“我為什么不能讀高中？”老天無語時，驚聞“萬歲毛主席”逝世。臨近國慶節，才被一所“五七學校”高中部錄取，課本僅語文和政治與普通高中一樣，參加全國高校文科考試，歷史、地理兩門全靠自學，后兩度轉到普通高中插班學習，數學和英語兩課成績總趕不上去。這個時候，我開始思考社會制度不健全，弊病多多。又喜聞中國搞經濟特區，新時期的到來，我大聲喝彩。連續三次高考落榜后，想到自己寫作是特長，加上那時中國文學熱，便是伴隨改革開放大潮來臨而方興未艾，不少作家僅憑一兩篇作品仿佛一夜間成名，遂踏上名利雙收的人生大道。憶當初，很多人都在寫稿投稿，我無疑也插上了一對文學夢想的翅膀開始高高飛翔。

1980年，我18歲，金秋季節，就開始向杭州、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城市的文學報刊大量投稿，當年三分一枚的郵票總是整大張地買，稿紙信封也都是成捆地買。因為不斷地投稿，所以也不斷地收到鉛字退稿信。我屢投屢敗，還投還敗，我堅信，在一萬次失敗之后，第一萬零一次總是成功吧！遇挫時，激情啟動，智慧源出，我關注起人和生命的問題，人類社會發展問題。

我一面在寫稿投稿，同時想方設法找個好工作。清楚記得一次官方招聘，我報名、填表格、交照片后，等待通知考試。結果是被人暗中“卡”掉了，沒有接到通知。父親知道后，在公共場所作了一回大辯理。這讓我看到了社會的另一面，和學校老師講的美好的“理想社會”，怎么如此大相徑庭呵。每每找工作不成后，只好又埋頭寫稿投稿，尋求出路，這也是最省本錢的事情。在這前后幾年，許多親友為我介紹對象，不下十幾門親事，都被我“謝絕”。有誰能解讀我此時的青春夢想啊！

1982年，我20歲，金秋，和一幫朋友在天臺國清賓館，把酒吟詩，點歌抒懷后，回城里時，因我視力差勁，朦朧月色里，自行車載我沖向公路邊溝作“英雄”，跌破頭皮，顱骨裂痕，縫了20多針，住院20多天。朋友祝福說，“大難不死，必有洪福”，我笑笑，若真這樣，定將邀你們再去瓊臺賞明月，再上華頂觀日出。

1983年和1984年，先后兩次到北京，尋求文學人生奇跡出現。拜訪過《詩刊》社，《北京文學》社，《人民文學》社等。《詩刊》一位老編輯告訴我浙江籍詩人艾青家地址，我帶上一部詩稿，找到艾青家，向老詩人請教詩藝。那次，也向有關編輯打聽過著名作家陳建功先生和林非先生的單位或家庭住址，都未如愿。爾后一次上北京，滿懷青春豪情，決意從首都北京開始流浪，將一份出自鎮政府的“到北京拜師訪友找工作”的介紹信也撕毀丟進果殼箱，就這樣沒有了身份證明（那時還沒有《居民身份證》），在北京站廣場過夜時，被公安人員檢查后送到北京市收容譴送總站，過了幾天后回浙。這兩年，還到過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打過工，尋求人生出路。

1985年和1986年，分別幾次到杭州，又轉廣州等珠三角地區找工作。在杭州《江南》編輯部，拜見過當年編輯俞贊時、徐謂明等老師，因投送過許多部中篇小說稿，收到編輯老師幾次親筆信，為我的稿子提意見，鼓勵我。那時的珠三角地區對我的魅力確鑿很大，尤其是深圳特區。我多次嘗試去那粵南沿海改革開放城市群作淘金夢。有次，也像已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打工作家王十月那樣“偷渡”進特區，他“偷渡”成，我卻沒“偷渡”成。1986年開始寫成長篇小說《青春.柔情.旋律》。

1987年，我25歲，春夏時節，再度旅居大上海，租了一間小屋，設想一邊打工掙錢，一邊業余搞文學寫作，創造條件立足大上海。我到過《文匯報》社、《萌芽》社、《收獲》社、《小說界》社、《上海文學》社、《解放日報》社，投送過不少稿子。我還自訂了《文匯報》和剛創刊的《上海灘》雜志。記得有位編輯講過，現在“文學熱”已過去，轉為“賺錢熱”了。誠然，這次游學大上海，讓我熟悉了不少上海灘風情。我回浙江時，一位愛好文學的上海小姑娘還寫來熱情洋溢的信，她父親還是副縣長，只嘆我無福無緣。這年，還到過成都和廣州，在南國五羊城參與多家單位招聘，都沒中。

正因為找工作屢屢沒成全，更鼓舞了我寫稿投稿的勁頭。1987年秋，幸遇杭州作家田虛先生，文章開始在浙江日報副刊發表，第一次發表的是短詩，得到5元稿費。接下幾年，連續發了數十篇。八、九十年代交接幾年，已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任編輯記者的老同學江正茂，幫我的多篇稿子向有關報刊推薦發表。

1988年，我26歲，春，隨鄉親到四川做生意，和一個“辣妹子”一見鐘情，她跟我來浙江天臺，成為結發夫妻。1989年5月，大女兒出生，1994年1月，小女兒出生。我的老家在天臺縣坦頭鎮的東邊，中小學校在鎮的西邊，我和我倆女兒讀中小學，就要橫穿整個小鎮，足有2公里，每天早上學、晚回家，像過“長征”一樣，無疑鍛煉了我和我倆女兒。想想我自己，想想倆女兒，天真、聰明、好學，知足常樂嘛。我雖說“官方”工作無數次沒找成，未如愿，可在我的信念中，必須吃成“國家飯”。今走到這地步，仍在溫飽線上過日子；我把一切都看成是新時期的打工生活，包括在小鎮老家種田、栽菜、砍柴、養豬養鴨養鵝。種田還是讀初中時，學校有小農場，班主任老師親手教的；我記住老師一句重要的話，插秧一定要把每一株秧苗插端正，一株秧苗好比一個人，站端正就好，就會健康成長。在那生活艱難時期，是魯迅的立人精神和豐子愷的生活情趣支撐著我苦苦前行。

有那么許多年，我要感激結發妻子的忠實與勤勞。妻為私人老板打工，都是按件計酬，不分日夜，為多賺點錢，一心為家庭生活過得美好。那些年里，我銘記父母雙親對我家庭生活的幫助，也難忘當年還健在的老祖母幫我帶孩子。

記憶到這里，特提上一筆，鑒于全人類所創造傳承下的一切文化，在我心靈里一直都很神圣的，故我曾去朝拜“佛菩薩”，朝拜“大帝”們，曾去問津“排八字算命”與“看相”，還“打卦求簽”等民間俗文化活動，但我絕不是去相信“迷信”，而是憑文化人的心態，敬畏“天地神佛”，敬畏“宗教文化”、敬畏“民間文化”，并加以認真地深入地研究。我篤信“知識就是力量”、“文化就是財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尊“神佛”坐著。我在此忠告“80后”、“90后”的年輕人，當你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闖世界時，再不要看重裝在口袋里的“學歷”，不要看重以前曾擁有的“東西”，要學會轉身，讓生活升華，記住，重要的是如何發揮自己學到的文化科學知識，靈活，再靈活地運用，向社會展示自己的才智與能力，同俗眾社會所有“迷信”活動拉開距離，陰陽相吻而涇渭分明，只有這樣，你心中的“上帝”會時刻佑護著你引導著你——向前，向前，不倦地向前，你會與你今生命定的“貴人”相遇......

不知多少人都這樣說，女兒嘛，能讀讀初中，就可賺錢了，出嫁了就是別人家的人了。我每每聽到這種話，心頭旋即涌動著悲喜沖撞情緒，經過激烈的靈魂搏斗后，又露出充滿喜劇的微笑。我絕不能這樣隨波逐流，一定要以文化人的獨特方式，和妻一起攜領倆女兒走好屬于自己的路。

1989年，我27歲，春夏，因慕名賈平凹、陳忠實等著名作家，到西安打工游學，在民辦的藝術學校，接觸到不少有深度有力度的社會文化知識。這年前后的許多載光陰，多次多地方參加函授、刊授等成人高等教育自學，取得中文系、新聞系大學文憑。八十年代末，寫成長篇小說稿《流浪中國一萬年》（又名《東山石特傳》）。

90年代初，《天臺山報》始創，老同學奚德基推薦我的文章在縣報上陸續刊載。

1993年，我31歲，盛春一日，風兒駘蕩，大氣和暢，獨個人騎自行車到“臺州府城”臨海市，100多里路程，早去晚歸，中途必經一段盤山公路，雄關險境，風光盡享，就為了購買一本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精裝本，快哉！

1997年，我35歲，香港回歸日，我前往杭州謁師訪友之行，從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大樓崛起，感受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豪壯哉！——回到家，卻借酒澆愁，為工作之事，為孩子成長之事，有時真學名家汪曾祺、李存葆那樣喝醉，渴望獲得創作靈感，一舉成功。我對工作的希望一直在，文學的希望一直在。

1998年，我36歲，蘇州打工半載，看蘇南大地變化非常，全國領先，雖曾為一些小事、大事、家事、國事，既觸目驚心，也憤慨非常；——事后，轉身想想，相信，中國必定發展，走向繁榮昌盛。這年，我編出人生第一本書——散文小集《雨浴人生小站》。

90年代時光里，我寫成散文隨筆集《按摩沖動人生》稿子，其中數篇在報刊上先發表。為了不被科技發達的信息時代所淘汰，在八、九十年代間，我先后訂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