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政府設置什么機構來管理對外貿易?

市舶司

中國市舶司制度始于唐代，終止于明代。市舶司是中國古代對海運進出境的專職管理機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是從漢代開始的，但這時的貿易是以陸地為主。雖然漢武帝時期開始有了官營的海外貿易，但漢代的海路貿易還很不發達。隋代中國的海外貿易雖有進一步的發展，也仍沒有占主要地位。到唐宋時期，特別是宋朝，情況就有了很大的變化，海外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海路貿易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朝廷獲得的收入愈來愈多。于是，唐朝專門設立了管理對外貿易事務的機構——“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

唐朝當時設立的管理對外貿的機構是什么

唐朝當時設立的管理對外貿的機構是市舶司。

唐朝時設置的市舶司是我國歷史上最早設置的管理對外貿易的官署。

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即設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明清兩朝反復"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銷全部市舶司，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只絡繹不絕，引起警覺，下旨除粵海關外，撤銷所有其他海關。是為"一口通商" 。

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唐朝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是

答案A

自唐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發達。唐朝后期南方商業貿易繁榮，廣州是重要港口，外商云集，在此居住的外國商人很多，貿易數額巨大。“市舶”是唐時對中外互市商船的統稱。為了有效地對海外貿易進行管理，唐政府在廣州設立專門檢查出入海港船舶、征收商稅、管理外商的官署市舶使。市舶使這一機構的設立，一方面說明海外貿易在唐朝社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唐朝的海外貿易活動已經納入規范管理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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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主管對外貿易部門是 叫市舶使還是叫市舶司

市舶司是宋朝對外貿易機構，市舶司的長官稱市舶使，一般由該地知州兼任。

而唐朝主管對外貿易的機構稱互市監。

互市監：官署名，也是官名。隋代在西北設“交市監”，和突厥族貿易。唐初改為互市監。后曾改稱通市監，掌管陸路上的對外貿易以及和少數民族進行馬匹貿易等事務。其長官稱互市監。《新唐書·百官三·互市監》：“互市監，每監，監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蕃國交易之事。隋以監隸四方館。唐隸少府。貞觀六年，改交市曰互市監，副監曰丞。武后垂拱元年曰通市監。有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價人四人，掌固八人。”

唐朝是如何擴展對外貿易陸路交通的？

南北朝以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爭，造成了社會再度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必然趨勢。隋文帝楊堅順應歷史潮流，建立統一的隋朝，結束了自西晉“八王之亂”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據的局面，重新建立起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大國。

唐高祖李淵，利用隋末農民大起義，隋朝土崩瓦解的時機，建立唐朝。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又統一了全國。統一的唐王朝的建立，使全國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局面，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使唐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和文化發達的局面，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特別是唐代前期，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引起了周圍各國強烈的反響。他們都愿意前來中國進行訪問和經商。從而，唐代成為我國歷史上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極為繁榮的時代，對外貿易也隨之在兩漢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一、陸路交通的擴展

隋代陸路交通，在兩漢的基礎上有了擴展。據裴矩的《西城圖記》載稱：

“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自鄯善至吐火羅(即大夏)、挹怛 (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一帶)一段，隋代南道同兩漢南道無異。只是到吐火羅、挹怛后，隋代南道不是西去蘭氏城，而是沿今蘇爾哈布河上行至興都庫什山以西的帆延(今巴米延)，再越過庫赫伊巴巴(即巴巴山)，南至漕國(今加茲尼)，再至北婆羅門(即北天竺，今巴基斯坦)，而入西海(印度河所注入的海，即阿拉伯海)。可見，隋代南道的終點已伸延到印度河口附近，使陸路交通線與海路交通銜接了起來。

隋代的中道相當于兩漢時期北道中那條主要的商路。《西域圖記》載稱：

“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漕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

所不同的是，隋代的中道在渡烏滸水(今阿姆河)后西南行，在穆國(即木鹿)與漢代南道匯合，再至波斯，最后入波斯灣。而兩漢的這段商路，在渡鳥滸水后，則不經木鹿而西北行，至奄蔡(咸海與里海間)。

此外，隋代還有一條北道，該商路始于漢，通于三國，發展于隋，即是經行天山北路和東南俄草原的一條絲綢之路。特別是到了公元十三、四世紀，其作用顯得尤其突出。

到了唐代，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通向國外的道路共有七條。其實，通向國外的道路并沒有那么多，有的是內地通邊境的，有的則是通國外的海道。唐代陸路通向國外的道路，仍是繼漢、隋以來的絲綢之路。

為了保護絲綢之路的安全，唐朝從河西走廊的涼州(甘肅武威縣)起，直到天山南北各條道路上，都在沿線的重要地點駐有軍隊。一面備戰，一面屯田，不但保護了商旅的安全，并且開發了土地，增加了糧食生產。這些駐軍加以各種官吏、后勤人員、家屬和當地居民，又形成了散落在絲之路上的許多繁華城市和富庶地區。

《資治通鑒》載稱：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唐朝隴右道包括十九個州，六十個縣，以及安西和北庭兩個都護府。安遠門(后改名開遠門)是唐代長安城西城墻最北面的大門，它是絲綢之路的起點。據記載，在安遠門外設有“堠”，是記里程的土墩，或稱記里堡，相當于今天的里程碑。這除了說明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外，還可以看出唐朝對絲綢之路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家們對西安附近的古墓進行了發掘，在漢代古墓中發現了很多陶倉模型，同時在唐代古墓中發現的卻是三彩駱駝俑和深目高鼻的牽駱駝人俑。之所以有這種區別，是因漢代我國農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土地、糧食成為地主階級發財致富的主要來源，因而人們特別重視貯藏糧食的倉、屯。

但到唐代，除土地、糧食外，繁榮起來的商業貿易，又給官僚地主帶來新的財源，因而他們對絲綢之路上的載貨駱駝，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絲綢之路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漢至唐的千余年間，除海路外，這條絲綢之路是販運絲織品的主要通道。到了宋朝，中西交通貿易往來以海路為主，但仍有不少人奔走于這條著名的絲道上。時至元明，在這條絲道上仍留下了許多中西方使者、商人、僧侶以及旅行者的足跡。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一直為各國人民所稱頌。

二、古城長安

隋唐時期，隨著陸路交通的擴展，還出現了許多貿易繁盛的城市，主要是長安、涼州、敦煌、弓月、洛陽等。

長安這座歷史名城是唐代的都城。唐長安是在隋代創修的，因漢代舊都已不適應新的需要。于隋文帝楊堅開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在今西安市區所在地創修了這座規模宏大的新城。到了唐代，仍不斷修建，使其更加宏偉壯麗。

根據考古工作者的測量，唐長安外郭城東西寬九千五百米，南北長八千四百七十米，周長三十五點五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每個城門上都樹立著巍峨的城樓，顯得格外壯觀。

長安城不僅是唐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城。長安集中地反映了唐朝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發展。

首先，長安有著高度發展的手工業，其中以絲綢、金銀器、瓷器、銅器為主。

邊境兄弟民族和西方各國的商人不斷地驅趕著大批馬匹，攜帶著各種方物，前來長安交換絲綢等物。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唐代文化以絲綢為代表而遠播西方。其次，長安有著四通八達的交通線。陸路交通線可分為四路:東路自長安經洛陽到汴(今河南開封)、宋(今河南商邱);西路自長安經岐州(今陜西鳳翔)至成都；南路自長安到荊(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再經長沙、廣西至交州；北路自長安渡河至太原，出娘子關至范陽(今河北大興縣)，或沿黃河向東轉北，即沿今京廣線達范陽。在每條交通線上，都設有完備的驛站。

這樣，長安城和全國各地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唐長安的中外交通，無論陸路、海路都比漢朝發達。唐朝在絲綢之路上不但設置了很多保護交通安全、維持秩序安定的手捉，并對各地之間的路程里數也有詳細記載。

再次，長安的商業繁榮興盛。

唐長安不僅是全國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各類貨物最大的集散地。長安城內有東市和西市，是商品的薈萃之地。西市設有各種行業的店鋪，商業活動遠盛于東市。外國商人多在西市交易，西市的波斯邸，是專供波斯(今伊朗)人居住或存放貨物的地方。與此同時，長安還有很多小商販、小手工業作坊以及出租房屋為生的小房產主等。

唐代一般使用銅錢，因攜帶不便，隨著商業的發展，出現了飛錢，“飛錢”是一種簡易方便的匯錢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商業的發展，在長安出現了不少富商大賈。

最后，長安的文化藝術高度發展。

在唐代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長安在天文地理、歷史、醫學雕塑、繪畫、音樂、舞蹈、文學等各個文化藝術領域內都取得了嶄新的成就。

正因如此，長安成為西方人向往的都城。每年都有大批外國使者、商人、僧侶通過陸路或海路來到長安。為此，長安設有專門接待外國使者和商人的機構，如鴻臚寺、禮賓院等。在外國商人中，有中亞細亞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入等。長安貿易的繁榮同波斯商人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是專門從事珠寶商業的，對活躍長安市場起了積極作用。

《南部新書》記載：

“西市胡人貴蚱蛛而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唯胡人辦之。”

各國商人帶著從西方販運來的香料、藥材、珠寶等以換回中國的絲織品和瓷器。有的外國商人還在長安開設店鋪，也有定居下來久留不歸的。東方的日本和朝鮮，也有不少商人、僧侶以及留學生和學問僧，他們從海路登陸后也都前往長安。所以說，唐代的長安是名副其實的國際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