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

讓我們來看看鴉片戰爭中作戰雙方力量對比的形勢。

英國軍隊在武器方面，顯然居于優勢地位，但是同樣明顯的是英國侵略軍在另一方面又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鴉片戰爭開始時，英國的“遠征軍”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輪船，以及若干艘運輸船’，其全部海陸軍人數為五千多。戰爭后期，增加了兵力。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輪船十四艘，共載炮七百多．門，除炮兵外，有步兵一萬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駐香港、廈門、定海和鎮海，向南京進軍的兵力不過七千多人。在當時交通條件下，從英國本土航行到中國，至少要四個月。從印度到中國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數的兵力，侵入一個遙遠的大國，這本來是一種海盜劫掠式的冒險行動。他們雖然可以在漫長的中國的海岸線上任意選擇一點進攻，卻不敢較久地占領，不敢分散兵力，不敢過于深入，實際上只能靠突襲取勝，進行訛詐。所以侵略軍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陸深入，重新回到廣東；．侵略軍占領了廈門、寧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棄；最后它進入長江，并不占領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訛詐目的達到后，即退出長江，這些都是因為他一們兵力有限，不敢把戰線拉得過長，不敢讓戰爭拖延過久的原故。

中國方面戰爭領導權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手里，他們和本國的廣大人民處于尖銳對立的地位。他們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戰能夠取得的有利條件，反而由于他們的所作所為而喪失了這些有利條件；不但不能利用遠來的敵人所處的不利條件，使之陷入愈來愈大的困難，反而使對敵方本來是不利的條件變成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的將軍督撫們是怎樣解釋他們的戰敗的原因的呢？試舉幾個有代表性的說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定海、鎮海繼福建廈門之后失陷時，向皇帝報告說，這三個地方都已盡力做了防御的準備“而該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認為是：“蓋其炮火器械，無不猛烈精巧，為中國所必不能及。又該送漂泊于數萬里之外，其眾皆以必死為期，萬夫一心，有進無退，而財力充裕，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兇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認定自己無力作戰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堅，兵心不固”八個字來說明廣東的情形，他又說：“此時若竟與交鋒，無論部炮既不相敵，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內地奸徒，串囑打仗。故該夷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動靜，無時不窺探通報”關于琦善所說的最后一點，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經也向皇帝報告說：‘“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官兵虛實，逆夷無不盡知。以故兩次接仗，轉致失利”。

可見這些將軍們并不認為“船堅炮利”是敵人取勝的唯一原因。他們雖然竭力夸張武器的作用，但還學出了些使他們失敗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實行冒險侵略行動的敵人倒是兵心很固；外來的侵入者能盡知我方的虛實，而在本國國土上作戰的軍隊反而象個瞎子似地連“山勢陸路”都不如敵人那么熟悉……。這些奇怪現象并不是被敵人嚇破了膽的將軍們的亂說，不過他們沒有把事情說完全，更不能說明這些怪現象產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現象的確是嚴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詔書總結戰爭的情形說，“將井兵了，動謂船堅炮利，兇焰難當。因而見賊倉皇，望風先清”。但這還是把兵心不固歸因于武器。其實封建統治者所豢養的軍隊本來是為了鎮壓人民的，只能在手無寸鐵的人民面前逞兇暴。到了鴉片戰爭時，清朝軍隊更是腐敗到了極點。徐繼畬（在戰爭時，曾任廈門附近的地方官）這樣描寫官兵的情況說：“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黃鈞宰（《金壺七墨》一書的作者）描寫由各省調到廣東的軍隊情形說：“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后，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校場中互相格斗，日有積尸。”琦善向皇帝的報告中提到廣東水師中發生的事情。“眾兵曾向提臣（指水師提督）訛索銀錢，否則即欲紛紛四散。……該提臣勢出無可如何，……每名散給洋銀二元，甫得留防”。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虛設，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時，當地縣衙門里當幕僚的王慶莊說：“定鎮額兵逾萬；后減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隸尺籍者，半系櫛工修腳賤傭，以番銀三四十元，買充行伍，操防巡輯，視為具文”。封建統治者用這樣的軍隊來同擁有優勢武器的侵略軍作戰，當然談不到旺盛的士氣。而掌握戰爭領導權的封建統治者在整個戰爭中一貫地沒有堅定的方針。從皇帝到將軍、督、撫，和戰方針不定，說戰沒有切合實際的作戰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談不成，又空喊作戰。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更談不到鼓起堅強的軍心和民心。

封建統治者既然沒有決心反對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戰爭中仍然繼續縱兵擾民，當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沒有群眾幫助的軍隊，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漢奸導引的外國侵略者那樣熟悉“山勢陸路”，這也是不奇怪的。為侵略者所收買的漢奸在居民中終究占極少數。封建統治者無法解決在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矛盾，卻極度夸張漢奸的數量和作用。奕經在浙江向皇帝報告說：“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奕山在廣東也說：“密查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籍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于是他得出結論說：“防民于防寇，此所謂患不在外而在內者此也。”把幾乎所有的民眾都說成是漢奸，顯然是瞎說，但這種說法恰好說明，封建統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敵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國侵略者作戰的時候，仍然認為“防民勝于防寇”！

外國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動，的確經過各種途徑收買了一些漢奸，到了戰時，這些漢奸成了他們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統治者其實并不真是仇視漢奸，特別是一到了所謂“議撫”時，漢奸成了他們所利用的寶貝。例如有一個鮑鵬，本是在廣州為英國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跑腿的走狗。兩廣總督琦善到廣州接替林則徐時，把鮑鵬收羅了來，使他成了一個八品銜的官員。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人的交涉，開鮑鵬都參與在內。英國人關于鮑鵬的記載說：“這人原在顛地先生在廣州所開的公司里當買辦”，又說：“我方和琦善之間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聯絡媒介就是前面提到過的買辦鮑鵬，他是一個機敏聰明的人，約有四十五歲，混合話說得很流利。”林則徐說：“廣東夷務大不可問，靜老（琦善字靜庵——引者）以為秘計，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隸守隸白含章及漢奸鮑鵬往來寄信，雖甚秘密，其實人人皆知。”

何止這個八品銜的鮑鵬是個漢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傳敵人的力量強大，曲意求和的大員們，何嘗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奸？這種戴花翎的漢奸，使中國喪失抵抗外來侵略的能力。在戰爭中實行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他們的危害是那一些為敵軍指引路徑、刺探消息的小漢奸所無法比擬的。

封建統治階級同農民起義軍作戰時總是決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鎮壓白蓮教起義，即使戰爭中失利，即使戰爭拖延不決，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決定了它這樣做。但在鴉片戰爭這樣的對付外來侵略者的戰爭中，它卻那樣地易于動搖，那樣地經受不起挫折，這當然也是為它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浙江巡撫劉韻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就有十大“可慮”。其中第一到第七項說的是敵方武器精良，又有漢奸幫助，自己方面軍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無法戰爭等等。到了第八項，他說到了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糧的問題，他說，因為有戰爭，漕糧收不齊，“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征更屬為難”。然后第九項，他說到內地“匪徒聚眾搶掠”的問題，他說，雖然已經多方“彈壓”，但是“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艱難，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退之徒乘機而起”。最后第十項，是說，“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巨，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糜調勞師，伊于胡底？”劉韻珂的“十可慮”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封建統治者看來，對外的戰爭能一下取得勝利，當然很好，可以更加強在內部的統治。但是失敗，那怕是一點小小的挫折，都會使已經存在著的內部危機大大加強起來。長時期的戰爭是他們所不敢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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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進行的中英鴉片戰爭，是英國政府蓄意挑起的一次海盜式的侵略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英國僅以二十九艘軍艦、八十艘輔助艦船，以及一支一萬余人的陸軍部隊，竟把擁有四億人口和八九十萬常備軍的清王朝打敗了。而且失敗得如此之慘，以致英軍所要攻占的城池要塞，無不計日而下；清王朝雖從全國各地調集精兵良將，動用了可能動用的武器裝備，也未能打過一次勝仗，或守住過一個重要陣地，或收復過一個城鎮。英軍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不及五百人，連同死于疫病和艦船失事的在內，總共約二千人，被擊斃的最大軍官為中校。清朝方面死亡的將弁兵勇約在二萬上下，陣亡的大員計有欽差大臣一名，副都統二名，提督三名，總兵六名。至于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國防設施的破壞、國家軍費的開支，更是無法數計，單大炮一項，就被英軍擄去三千多門。清朝在戰爭中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價，最后還不得不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江寧條約》，割讓香港，開辟五口通商，賠款二千一百萬元（連同廣州等地的賠款，共達二千八百多萬元）。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得如此之慘，認真分析和探討其原因，并不是沒有意義的。

中英國力對比以及中國戰勝英國侵略的可能性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已成為一個工業發達、科學昌盛的資本主義強國。它的幅員雖只及中國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僅及中國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殖民地附屬國遍及世界各大洲，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沒有工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占據統治地位，在封建主義桎梏下，長期停滯不前。滿漢地主貴族統治著中國，政治反動腐敗，對外閉關自守，科學文化遭到窒息，國勢與英國相比，整整落后了一個歷史時代。

與各自的國勢相適應，中英雙方在軍事方面的差距也十分明顯。當時英國共有軍隊十四萬人，連同擔任內衛任務的六萬國民軍在內，總共不過二十萬人。這支軍隊數量雖不大，但有實戰經驗，尤其富有對外侵略的經驗；鴉片戰爭之前的二百年間，英國有八十五年在進行戰爭，其中除十年系國內戰爭外，其余七十五年是在國外為爭奪霸權和鎮壓殖民地人民反抗而進行戰爭。鴉片戰爭時的英軍已經是一支初具現代規模的多兵種合成的資產階級軍隊，陸軍中已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分工。海軍擁有五百余艘艦艇，大的軍艦有三層甲板，安炮多達一百二十門。但是，所有軍艦都尚未裝備蒸汽機。這時英國的火炮技術已相當發達，炮身重量從幾百、幾千直到萬余斤不等，炮彈有實心彈、霰彈和爆炸彈，重量從幾磅、十幾磅到六十余磅不等。不過，火炮也還是滑瞠前裝藥的。步兵已普遍使用步槍，基本還是滑瞠、前裝藥的燧發槍（只有少數部隊裝備了用雷管擊發機的布倫司威克式步槍），有效射程在三百公尺左右。軍官和士兵有較高的文化技術知識，經過嚴格訓練，戰斗力較強。

清王朝自十七世紀中葉統一中國之后，長期未進行過大的戰爭，承平日久，軍備廢弛。這時全國約有八、九十萬常備軍，其中八旗兵二十余萬，綠營兵六十余萬，數量遠較英國為大，但軍制和武器裝備都很落后。八旗兵是滿族的部落部隊，已基本喪失了戰斗力；綠營兵也是世代相襲的職業兵，平時分散于各營汛，忙于差役，很少訓練，戰斗力極為有限。清軍雖也設有水師，但只在內河或近海活動，主要用于緝捕海盜，最大戰船安炮不過十門。清軍冷熱兵器并用，士兵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使用刀、矛、斧、戟等冷兵器，只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裝備有鳥槍、抬槍等簡陋火器。火炮由各地雇請匠人鑄造，質量低劣，規格不一，種類繁雜，全系滑瞠、前裝藥，使用實心彈，按編制每千人配備十門。總之，無論軍隊素質與武器質量，清軍都大大落后于英軍。